杜甫是世人公认的诗歌“集大成”者，因此获得了“诗圣”的桂冠。后来无数评论者认为杜甫诗歌代表风格为“沉郁顿挫”，这跟诗人伤时感事、敏感多愁的性格分不开，更与诗人一生颠沛流离、落魄潦倒，而又要时时大声疾呼，发出仁者生命的强音有密不可分的渊源。因此，诗人每一个阶段的诗歌创作，都呈现出风格迥异的特征，如前期的“三吏”、“三别”、后期诗情锤炼更为老道的代表篇《秋兴八首》等，每个阶段都有明显的感情特征。而在成都草堂栖居的将近四年的时间，诗人一共创作了二百四十多首诗歌，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水流心不竟”的返璞归真的道家思想，恬淡萧散之情让人倍感亲切。“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活脱脱仿佛让人看到一个不问人间事的世外高人，过着遗世独立的隐居生活。草堂诗是诗人屹立于任情不羁、追求生命自由的境界上之心声，由于诗人率性、逍遥、旷达心境，使得草堂诗充满了恬淡的艺术美，显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草堂诗中隐逸思想的集中表述

1、闲适自居的恬退之志

杜甫是带着避乱的考虑来到成都的。成都草堂落成之际，安史之乱并未平息。不仅如此，蜀中军阀也乘机作乱，国家战伐迭起，内外交困，并无宁日。诗人面对风雨飘摇的时局，清醒地认识到社会政治的黑暗，想要一番作为而终不可能，于是诗人选择了：“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他在为自己的选择走一条不同于寻常的道路时，诗人于《堂成》所表现心境是欣喜而明丽的：“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杨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诗中写到了草堂的规模、样式，草堂前后的景色充满了活泼的生机，诗末，作者还借杨雄自况。

由陇右至成都的途中，杜甫也一再申诉自己厌倦了礼仪缛节和功名羁绊，意欲回归自适本性的生活：“疏懒为名误，驱驰丧我真。”（《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平生懒拙意，偶值栖遁迹”（《发同谷县》）也表明了诗人放弃了济世的理想，服从自己内心的召唤，过一种心灵自由的生活。

草堂的建成，不仅结束了诗人漂泊不定的生活，其清幽静谧的环境更为杜甫的恬退归隐提供了实践的理想场所。杜甫之所以卜居在此，原因就是“已知出郭少尘事”（《卜居》）、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遣意二首》其一），在这里，诗人“幽偏得自怡”（《独酌》），再也不用为政局的迷雾而彷徨，所以能拥有淡泊的心态和轻松闲适的心情，享受眼前的田居生活：“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绝句漫兴九首》）

因为杜甫居住的草堂，远离世俗烟尘，诗人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听来自大自然的美妙音符，加之诗人的心态是喜悦而恬淡的，他的笔下出现了即使是四月梅雨季节阴冷潮湿的天气：“茅茨疏易湿，云雾密难开。”（《梅雨》）。诗人却能一扫凄清阴冷的气氛，情怀高迈地表达了自己的想象，“竟日蛟龙喜，盘涡与岸回”（《梅雨》）。展现了“檐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的傍晚清幽的诗景。诗中白云、茅茨、檐影、流水等美好景物一一在作者笔下呈现。一派恬静、优美而适意的景象，让诗人在大自然的怀抱感到满足而自在，诗人那颗在世俗中挣扎痛苦的心终于获得了宁静。“新添水栏供垂钓，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谢手，另渠述作与同游。”表达了诗人向往陶渊明那样归依田庐的生活，诗人在精神上亲近躬耕的陶渊明，使得草堂诗明显的流露出陶诗的旨趣。

2、淡然物外的“天人观”

杜甫在成都草堂的诗歌创作，完全是在心境淡泊的情况下完成的。杜甫本是积极入世的儒家诗人，无论是在旅食京华的十年悲辛中，还是在战乱的生死未卜中，他都始终许身社稷，未曾丢掉浮名羁绊。但草堂栖幽后，杜甫像变了个人似的，慷慨济世的心忽然变得淡泊、闲散起来。他在诗中一再陈述自己的疏懒，“无人觉来往，疏懒意何长”（《西郊》）；连衣裳也懒得讲究：“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田舍》）。在《屏迹三首》中诗人甚至自绘了一副幽栖懒意图：“晚起家何事，无营地转幽。竹光团野色，合影漾江流。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杜诗言志》评曰：“夫充无事无营之极致，则虽儿之失学，妇之愁贫，一皆置之不道。而百年之间，惟知戴雨露生成之恩，以自全其天年。浑如醉乡之无荣辱，尚何修饰之文为耶？虽蓬垢终日可也。使隐居者真能若此，斯可谓真隐。而岂绝物鸣高者之所可拟耶？”

杜甫决定退隐了，就要淡泊明志，真要过隐逸的生活了。在《独酌》一诗中，诗人更言明自己已经完全放弃了做官的欲望：“薄劣惭真隐，幽偏得自怡。本无轩冕意，不是傲当时。”草堂成了他效仿陶渊明追求桃花源生活的一种理想生活追求，只是陶渊明的桃园是在现实之外的，而杜甫的草堂是在现实之中的，这里有的是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与自然的浑然一体。在草堂生活的这段时间，耳闻目睹的再也不是兵荒马乱的战争惨状、颠簸奔劳的劳碌生活，而是浣花溪边的鸟语花香、万里桥旁的青松翠柏、朋友相聚的诗酒酬唱、老妻孩子的天伦之乐。草堂成了诗人闲适疏放心情的载体，他淡然物外的天人观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他沉醉在山水田园的幽隐恬退的生活之中。写于幽隐后不久的一首《为农》一诗，即体现了隐士的自食其力，自耕自养的生活图景：

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

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

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

远惭勾漏令，不得问丹砂。

这是诗人决定弃儒归道的心境的转变的标志。从战乱和流徙煎熬中挣扎出来的诗人松弛了长久疲惫的身心，决意要过朴居为农、偏居一隅的隐逸生活了。虽然志在隐逸是诗人身逢乱世作出的退让之举，但毕竟淡泊人生已成为诗人执著追求的理想生活。此后，表达恬退之念的诗歌成为诗人笔下常见的生活情态，贯穿在他与朋友的交往，与大自然的怡情之中。

在杜甫淡泊心境的独特观照下，草堂内外可谓处处“幽”，景幽、境幽、物幽、事幽、意幽。真如诗人所言：“长夏江村事事幽。”（《江村》）。草堂诗作中大量的幽境完全是诗人热衷觅“幽”的结果。诗人不仅写“戏笔手札”觅桤，还觅桃、锦竹、松等。访北邻、拜南邻，钦慕的是二人幽居素心之乐：游修觉寺，登丈人山，为的是“山扉花竹幽”（《游修觉寺》）、“丹梯近幽意”（《丈人山》）。杜甫寻“幽”的诗情表现了杜甫在决意隐退后自娱自乐的生活情趣，他愿意在大自然静穆的怀抱中找寻清净的自我，以求达到与自然的亲密无间的的融合。这种努力使得此时的杜甫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亲近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