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

本命年

文/李喜春

戴严口罩，捂上羽绒服帽子，我想去店里看看。

长街空无一人，所有的店铺都关着，树木安静地立在寒风中，为春节准备的通电小灯泡曲曲弯弯缠满树身，各式灯笼悬挂在光秃秃的树枝上，若在夜里，它们必定流光溢彩，灿若繁星，仿佛天上的街市。可现在，青天白日里，黑色尖利的铁丝那么丑陋，塑料灯罩不明所以地立在枝头。

今年我的第四个本命年，回家乡不到半年，美容店开业不足三个月，客户刚刚建立起来，本想趁春节前的旺季做起来，现在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不得不关门歇业。

拉开落地窗帘，大半个县城尽收眼底。四条东西走向的马路，被南北向的大街小街切割成许多方块，没有行人和车辆，县城如一座被遗弃的荒岛，更加陌生。

这些年，每次回来，都能发现这里拆了，那里盖了，街道拓宽了，树木又换了。但有些地方，即便面目全非，仍有一种新颜旧貌的熟悉感，比如我现在能望见的，位于西南角的柳树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柳树街是县城最美最繁华的地方。

街道两边长满高大的垂柳，树身一抱有余，春夏时节，万千枝条笼罩在路面上，像一条幽深的绿色长廊，即便是夏天最热的中午，只要走进去也顿感清凉。夜晚，清风吹过，昏暗的灯光透过古色古香的小木窗，又被飘舞的柳条裁成跳跃的光影，投射在青砖路面上。吃完晚饭，人们悠闲地穿行其间，如一幅流动的画，一首温软的诗。

我家就在这条街上的饮食服务公司大院里。四方院子，临街一排门面房，是服务公司所属的各种门店，理发，修表，饭店，旅社，夏天还有冰棍，现做现卖。其余三面是职工住房，共有二十多户人家，每家一间，十几平米大。院子中间一个公共水龙头，每到做饭时，妇女们提着水桶，端着淘菜盆，围着龙头说说笑笑，这是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候。院子西北角是公共厕所，早上起来，小跑着奔过去，又无奈地停下来，焦躁地等待着，那种被人全程盯着上厕所的感受，真让人莫名恼怒又无可奈何。

为了扩展居住空间，每家在窗户外面自建一个简易厨房。一些爱花的主妇还在房檐下养几盆花，大部分人家养的都是好管好活的绿植，仙人球，吊兰，燕子掌，惟有母亲，每盆都是花，夹竹桃，君子兰，太阳花，朱顶红。其实也没有什么诀窍，就是勤快、细心，愿意花时间松土整枝，摸索每一种花的喜好和习性。有人请教，母亲讲完窍门儿，总要操着浓重的安徽口音补充一句，花和人一样，有脾性。

我第一个本命年生日那天，父亲在狭小的家里给我隔出一间卧室，只容得下一床一桌。卧室虽小，比起大杂院里那些兄弟姐妹一堆的孩子，却是奢侈而优越的。在这个小卧室里，伴着灯光和花香，还有母亲做饭时的切菜声、油烟味，我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也读完了四大名著，还有《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简爱》.......

我最喜欢的是《红楼梦》，从磕磕巴巴看个大概，到能够流畅地看懂，到知道细嚼慢咽地品味，看了不下七八遍。上高中时，电视剧《红楼梦》播出，钗黛之争一时间成了热门，不管别人如何，我始终喜欢林妹妹，也爱哼唱“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同学们都说我和剧中的林黛玉长得像，有些男同学干脆直接喊我“林黛玉”，但我没有林黛玉的多愁善感，每天轻盈得像一只燕子。

高中同学中有很多农村来的，他们学习刻苦，目标明确——考大学。那时，应届毕业升学率很低，好多人都要复读，有的甚至两年三年，听说最长的复读过七年。我们城镇户口的同学，没有那么强烈的升学意识，反正随时都能就业。

高中毕业后，我毫无悬念地落榜，十月份就去了饮食服务公司所属的水产副食门市部上班。

那时，门市部已经承包给个人，但管理权还属公司。我的工作关系挂靠在公司，工资却由承包门市部的老板发放。老板看我年轻能干，就把出纳会计让我一人兼，一年后我转成正式工。

终于放心了，不管怎么改，我也不会没工作。但方方面面的冲击和改变还是一波一波地来了。

朝八晚六的工作时间变了，老板说，不能让顾客等我们，早七点必须开门营业，晚上没顾客了再关门，基本就八九点了。服务方式和服务态度也得变，顾客进店，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问一句答一句甚至爱搭不理，要主动询问，不怕麻烦，取货放货，直到顾客满意为止。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固定工资变了，给个基本工资，不高，想多拿就得多干。

我虽然是独生女，从小吃穿不愁，但母亲从不过分娇惯我。三年级时，我就踩着板凳帮母亲做饭了。她说，不管做什么事，都不要偷奸耍滑，力气去了就来了，多吃点苦不叫吃亏。母亲年年都是劳模，我家墙上最醒目的地方，挂着一幅大照片，县委书记接见劳模母亲。那是她一生的骄傲。

我在门市部除了做好本职工作，有空就帮忙装货卸货，盘点商品，工作虽然辛苦，但收入确实高了。

期间，我结婚生子，一切顺遂。

婚后第二年，女儿出生了，产假没到期，老板托人带话说，他另找了会计，让我不用再去上班了。

生活骤然拐了个大弯，我成为众多下岗职工中的一员，那一年，是我第二个本命年。

九十年代初，县城已经有很多小摊点，大部分都摆在街道两边，白天摆出来，晚上收回去，有门店的不多。女儿半岁时，我们一家人商量了很久，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母亲歇业带孩子，把她的理发店改造成服装店，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老公也从单位辞职，我们把所有的赌注押在服装店上。

我做的是中高档服装零售，我不乱要价，客人也不过分压价，我出个数，对方回个数，一件衣服赚二十块钱，大家都规规矩矩，没必要挖空心思说服对方。

那时没有现在这么便利的交通，更没有物流，进货就两种途径，一是坐客车、火车，二是几个人合伙雇一辆小面包。

离我们县城最近的是西安，早上六点坐车，三小时到西安，顾不上吃饭，先到批发市场选货，一家一家看款式，问价格，比较性价比。进完货舍不得叫车，一个人肩扛手提，拖着大包小包，多远的路都拿脚丈量，冬天在寒风里奔，夏天在太阳下晒，赚的就是这点辛苦费。

吃饭也得省着，就在批发市场里面一个大排档，来一碗烩菜，两个饼子，头也不抬，一口气吃完，抹嘴付钱，赶紧往车站跑，这样才能赶上最后一班车。

一次有个同学结婚，想置办几件衣服，趁我进货，和我一块儿去西安。我进了一大一小两包货，加起来不下百十来斤，她只买了几身衣服，装在随身的挎包里，本指望她帮我拿个小包，赶车时，她却一路上喊我慢点慢点，等我们一屁股瘫在车上，她满头大汗、喘着粗气说，芳子，在学校时你可是弱柳扶风的林黛玉啊，现在怎么这么有劲儿，像个男人。

回到家已经晚上九点多，还不能睡，得赶紧把货整理上架，第二天就可以卖了。服装生意季节性强，晚一天就少卖几件，别小看这几件衣服，过季后卖不出去，压的都是钱，也可能就是一季的收入。

去西安，还不算最辛苦的，为了进到新款式，我还经常去成都、郑州、武汉进货，坐那种慢吞吞的绿皮火车。先从县城坐客车到风陵渡，那里不是始发站，每次都是站票，成都远，一站就是三十多个小时。困极了，拽着扶手、靠着椅背都能睡着，有时实在撑不住，拿张破报纸铺到座椅底下，钻进去睡一会儿，脏不脏，丢不丢人都不在乎了。人在困极了饿极了的时候，脸面实在是一件不值得顾及的事。

开店看着清闲，实则累人。有客没客得支应着，买不买得磨半天嘴皮，客人试一件又一件，成交量能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意了。虽然没有暴利，但我觉得，那时的生意比现在好做。如今买东西，小到一根葱，大到几千甚至几万元一件的衣服，买卖双方互不信任，卖家能蒙多高就蒙多高，买家能压多低就压多低，一桩生意做完，不是你觉得被宰了，就是他认为不够本，双方在意的好像不是商品，而是心理的揣摩、意志的较量，极尽诉苦与挑剔的口舌之战。有时，我还真是怀念那个时代。

正当我的服装生意干得顺风顺水，有了固定的回头客时，柳树街改建，饮食服务公司大院要拆迁。

接到通知，白天勉力支撑着，打折低价，尽快处理店里的货物，赔钱也得卖。夜里，一家人要么商量半天没有结果，要么相对无语，叹息一声各自睡去，躺在床上又翻来覆去。

末了，老公说，我出去打工吧。

老公在太原市郊的一个花卉基地找到一份工作，给老板当司机。那时，我已经怀了老二，暂时留在家里。

早知生活会有这断崖式的变故，我就不生老二了。我是独生女，老公是上门女婿，我们商量着，生两个，一个跟我姓，一个跟他姓。虽然恩爱的家庭千篇一律，但我们有自己的幸福公式。

孩子一岁时，断完奶，我也去了太原。期间，父亲去世。心中仍余悲，生活却不得不继续。

初到太原，老公带我参观他们的花卉大棚，我眼前豁然一亮。初春天气，外面乍暖还寒，大棚里却花红叶绿，生机盎然，尤其是那棚无花只有叶的，红叶灼灼，艳丽无比，像一片火红的晚霞落在眼前，又铺排而去，没有一丝杂色。老板说，这叫一品红，以叶为花，特别适合大型活动摆放，就一样，娇贵难养。

受母亲影响，我也喜欢花花草草。小时候，父母给的零花钱大半被我买了花。记得有一次，为了买一盆水仙花跟爸爸要钱，爸爸不给，我还大哭了一场。开服装店的时候，我在店里店外摆些盆景，自己看着养眼，客人也觉得舒服。开美容店更适合摆放盆景，店里刚装修好，我先买了几盆漂亮的花摆上。

那天晚上，老公给我讲他们老板的发家史。这老板是个南方人，很有经济头脑，专门种植一些名贵高档花卉，这些年赚的盆满钵满。老公无心，我却从中隐约听出了一丝商机。第二天，我让老公求他们老板给我在苗圃安排一份工作，我想学养花。

大棚养花看似不难，浇水，培土，施肥，早上卷草帘，下午放草帘，其实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行当。我虽然没干过农活，但我舍得出力。与那些农民工不同，他们只是挣钱养家，我是为了学技术，所以除了吃饭睡觉，我就呆在大棚里，从播种施肥到掐叶整形，从温度湿度的把控到包装出货，每个环节我都仔细观察，用心学习，动手操作，两年后，便完全掌握了养植花卉的所有技术。

我第一眼就喜欢上的一品红是南方花卉，北方市场上货少价高。但如老板说的，难养，要么幼苗成活率低，要么成品品相不好，或者花期太短。于是我特别留心这种花，经过一年多反复观察，摸索实践，我终于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老板看我吃苦耐劳，又这么喜欢养花，转包给我四个花棚，专门养植一品红。

和老公商量之后，我回到县城，用房子做抵押，贷款二十万，又一次踏上创业之路。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我三十六岁，又一个本命年。

第一批小苗到货，像抱着自己的娃娃，一盆盆放到棚里，日夜守着，吃住就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房里，随时观察和调整温度、湿度、光照、水分、养分，不敢有丝毫懈怠。

苦心人，天不负。半年后，第一批花终于可以见人了，像待字闺中的姑娘出嫁一般，我怀着喜悦又忐忑的心情迎来了前来看货的商家，一进大棚，他就不住地感叹：“李姐，真没想到，第一批货就这么好，这么多年，我在北方市场上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一品红。以后，你出货了一定先给我啊。”没几年，我的一品红就销售到北京、西安、武汉、郑州等城市。

不敢夸口创业成功，但这一次的选择绝对是正确的，我把爱好变成事业，一直坚持了十二年。

只是，得失之间，从来都没有这么简单。

我去太原时，大女儿十二岁，小女儿两岁。白天忙，顾不得想远在家里的母亲和孩子，晚上躺下来，浑身酸痛能忍，心里的牵挂、担心、思念、愧疚，总是要想得哭一阵，心里才能轻松一点。

包花棚的前三四年，几乎抽不出时间回家，春节回去，女儿见了我们，一个低着头不说话，一个钻到奶奶背后不肯出来，好像从来不记得除了奶奶还有爸妈，好像那个家从来就只有她们祖孙三人。

前年，二女儿忽然问我，妈，我小时候被狗咬过，你记得我打过狂犬疫苗吗，我看书上说狂犬病的潜伏期有时是十几年，我不会得狂犬病吧？我在记忆里搜索了很久，怎么也想不起她啥时被狗咬过。只想起了大女儿胳膊骨折那次，回来匆匆带她看过医生就得走，临走时，她吊着胳膊，瘦弱的身子紧紧倚靠在奶奶身上，我想拉她的手，她执拗地贴着奶奶，使劲儿抽回自己的手，我站起身，眼泪哗哗地流。

母亲说，去吧，家里有我呢，你只管做好自己的事就行。

后来母亲告诉我，平时累点都不怕，最怕孩子感冒发烧，一夜夜不敢睡觉，一小时量一次体温，医院，半夜三更找谁帮忙去。

有个画面至今定格在脑海中，母亲飘扬的白发，女儿瘦小的身影，祖孙三人挤在一起站在门口看我们离开......

如今，母亲老了，两个女儿也长大了。于是，我又回到县城开美容店，这个行业竞争激烈，对我也是全新的挑战，但我不怕。

明天就是立春，春气一动，万物又要复苏了。

作者简介：

李喜春，女，山西芮城县人，山西省作协会员，作品见于《山西文学》、《河东文学》、“小众”公众平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