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中国各路知识分子如同离开家园的候鸟，在时刻变化着的政治氛围和战争紧急状态中不断迁徙。随着一个个城市的沦陷，从北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长沙、香港等地撤离的作家逐渐向重庆、延安和桂林聚焦。作为抗战“文化城”的桂林无疑是包容的，这种包容既是地理的，更是人文的，是西南地域淳朴的民风与战争时代种种不得已的因素合力产生的结果。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田汉、夏衍、洪深、欧阳予倩、瞿白音等从香港撤退至桂林时的合影。

当一个地理空间因为各种必然和偶然因素的急剧加入，迅速膨胀成一个丰富的场域，时间、空间与人彼此交织、扭曲、缠绕，有时又还原、疏离。在此时的桂林，家宅是属于知识分子的私人空间，他们的日常生活裹挟着所有经历和失去的一切，走过的路，呼吸过的山水，爱恋与失落，都化作生命中的一部分。某一时刻，这些生命经验翻涌起来，聚集到一起，精神的感召呼唤着应答，于文人而言就成为了笔下的作品。而一个与作家生命相连的空间，不仅会成为创作背景和写作对象，还会制约和影响作家的审美气质、创作方法和风格。作家们把生命的相逢与时空地点勾连，战争中悲欢离合的生活日常也构成了这座城市文学想象的重要部分。

一、桂林的家宅

桂林在解放以前，街道上的建筑一般以平房为主，主要分为：茅草房、竹子房、木板房、砖墙房等。茅草房的结构以稻草为主，房子的基本框架由木头搭建，天顶和四周以稻草遮盖。这样的简易茅草房，大多是城外农户设置在田间用以看守农作物和家禽。在桂林以丽泽门、乌石街、将军桥、三里店等城乡结合处居多。竹子房，以桂林以北一带盛产的竹子为主要建材，熟悉水路的农民把竹子用树藤扎成长达百米的竹木排，从灵川顺着漓江而下到桂林贩卖，被称为“放排”。因为造价经济实惠，工艺较为简单，一般桂林的老百姓都喜欢搭建竹子房居住。这样的房屋在抗战时期为大多数逃难而来的人士所选择，在四周的竹子墙上批纸筋灰，刷上白色石灰水，装上玻璃窗户，就变成各种各样的小巧精致的“小别墅”，既实用又舒适。当时居住在七星岩的著名导演蔡楚生住的就是这样的房子。

连接桂林市区与漓江东岸的中正桥

抗战时期的桂林东岸七星岩、福隆园、观音山以及城西丽泽门等地，竹子房特别流行。竹器家具物美价廉，也常常是旅桂人士置备内饰的选择。丰子恺在桂林的家中尽是竹床、竹桌、竹椅、竹柜，仿佛是进入了“竹器时代”。而木板房是桂林最为常见的建筑，道路旁几乎所有民房和商店大多都是此类。

陈畸于年发表的长文《记桂林之行》记录了他在桂林看到的住屋无论大小基本都是用木材建筑，利用泥土沙灰极其有限。桂林的朋友告诉他，“桂林的风景可以算是‘第一’，桂林的木屋尤其应该是‘天下第一’。这种木屋，除了屋面用瓦，墙基用砖，其他各部分都是用木和板的。主要原因，第一，这里沙土特别少，烧砖的价格极高；第二，广西是木材出产的地方，杉松的价格很相宜。桂林的房屋的色调：栏杆，庭园，画楼，雕栋；使我们发生一种古色古香之感。但桂林现在却让一种反乎古旧的新气象弥漫着。”[1]至于，砖墙建筑物则是政府官员的住宅和政府建筑的选择，如李宗仁、白崇禧的公馆，广西省立艺术馆、乐群社、以及省政府在王城的建筑等。[2]

田汉《秋声赋》封面及版权页

抗日战争年代，此时正值桂林文化城的繁荣时期，因为人口膨胀，城内房屋紧张，房租攀升，许多逃难桂林的知识分子选择居住在漓江东岸风景区之中。作家笔下的文学作品中，人物居住的场景都被赋予了当时桂林建筑的特色。田汉初到桂林时住在东江福隆街一座简陋的木板屋里，后一家8口迁居东灵街和彭燕郊同住在小楼上，后住施家园72号的一座小楼。[3]田汉居住过的三处地点都位于漓江东岸的风景区中。以桂林为背景的五幕话剧《秋声赋》就是在桂林漓江畔月牙山下的这间狭小的矮木屋里写就的。田汉把第一幕的舞台场景设置在主人公的家里，“漓江边的徐子羽的家。舞台上是子羽的书斋并寝室。一边通老太太大小姐所住的内室，一边通大门。窗子颇大，从竹木荫里可以望见象鼻山及对岸城市山峰，这时是日近黄昏。还可以见二片晚霞，但已经有雨意了。”[4]此处主角徐子羽居所景致的描写与东灵街小屋的生活场景别无二致。接下来，徐子羽之妻秦淑瑾与从昆明而来的老友黄志强的对话展现了他们在桂林的住所状态以及桂林小城的住房在战争中的变化：

秦淑瑾：（指着窗外对志强）这一带竹子长得不坏吧。你看那边，那是象鼻山，底下就是漓江，到了夏天我们常常到江里去游泳的。

黄志强：（欣赏着窗外的风景）好极了，这房子真“要得”（他摹仿重庆口音），你们也可以学马君武先生一样来一副对子，叫“种竹如培佳弟子，卜居恰对好河山。”

……

秦淑瑾：你们从重庆昆明来的自然觉得不贵，在桂林这样的乡下够贵的了，从前这儿根本没有人住，自从抗战以来，一来人多房屋少，二来到七星岩躲警报比较近一点，才变成新市区了。这儿原先是周先生住过的。他走了让给我们住。现在要找这样的房子还真不容易。

黄志强：可不是！重庆流行一句话：叫“找差事比找老婆难，找房子又比找差事难。”那儿人口也实在多，房屋又给敌人轰炸得厉害，比起桂林来，这儿要舒服得多了。人家说“桂林山水甲天下”，你们这儿又是桂林山水最好的地方，这已经是算你们清福不错了。[5]

逃难人口的迁入让东江一带成为人口较密集的新区，城外的风景区也也添置了不少房屋，许多文化人侨居于此，原来幽静的胜景，变成了热闹的住宅。“有些好清静的人在更远的山林间筑屋，或在山上，或在洞旁，他们和大自然接触，饱享林泉之乐，正如陶渊明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境界，日常生活就是种豆南山下，带月荷锄归。”[6]

夏衍《芳草天涯》封面

夏衍的四幕话剧《芳草天涯》同样把人物的生活场景设置于漓江东岸，他非常擅长描写详细的生活场景，甚至精确到建筑的材料，为戏剧情节的发展打造了详实的背景。在第一幕中写到孟文秀的住所，正是带有桂林特色的竹屋：“桂林，太平洋战争之后的一个西南最重要的文化都市。月牙山附近的一间简陋的瓦盖平房，后面是一片竹园，屋前有一片空地，正面是一间客室，客室左右是两间狭长形的厢房。是一种战时性的临时建筑，泥糊竹壁，但是因为主人是一个新闻记者，所以在寒素之中，也还布置得楚楚有致。”[7]而另一个主人公尚志恢因为来桂时间较迟，经济也紧张，住的是更为简陋的茅草房。“一间小小的茅屋。前后两间，同样的潮湿阴暗，——这是尚志恢夫妇的寄居。经过孟小云的设计，又亏她从盟国新闻处去要来了一批失了效的新闻画报，把它裱糊起来，这样才遮掩了屋子的竹骨和泥皮。前面较宽大的一间收拾得如一间书房，通过后面左首的薄薄的板门，那就是寝室和厨下了。”[8]

文学作品中的住所场景与桂林特有的街道建筑连接在一起，首先被赋予的是日常生活的意义，知识分子作为“人”的日常生活与复杂的情感精神容纳其中，也渲染了作者对地方风格的审美体验。由此角度，从日常空间把他们还原为人，更能真切地走进他们艺术创作与内心世界。

二、桂林文人交往日常

知识分子的精神之河浩浩汤汤，分叉又汇聚，从不停歇。在桂林的生活有丰富的文人交往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也有意想不到的辛酸与苦难，精神的迷茫，情感的纠结，贫穷，疾病，死亡。人生的复杂就是在这种多维度上，知识分子们用自己的生存方式，对待感情的态度，看问题想问题的方法，工作实践的路径，来体会和见证着历史。历史的缝隙里，人在其间。

左：年的桂林十字街头；

右：抗战时期的桂林火车站

年春，司马文森从广东韶关来到桂林，当时的桂林因为战略位置尤为重要，是西南大后方的交通动脉，铁路可通往湖南、广东、贵州，进可攻退可守，再加上桂林防空称便，许多文化人都选择来到桂林避难。司马文森初到桂林，感受到现实与想象的差异。他在《在桂林的日子》文中回忆了桂林街道的场景，市内主要有两条比较大的街道，房屋陈旧，但是街道上十分热闹，操着上海、湖南、广东、北方等地口音的人们穿梭往来。他们因逃难而来到这交通枢纽，有些人再次中转，有些人就暂时停留了。人口的增加，让旅店、饭店、服装店、地摊商贩随处可见。漓江东岸的风景区也变得热闹起来，木屋、竹屋、茅草屋纷纷兴建。文人们便在这样变化着的桂林安居下来，山水间、街道上、住所中，留下了他们生活交往的身影。大后方的桂林相对安宁，但生活依然十分艰苦，知识分子们以各自的心情在贫困的生活中集结在一起，在战争的一隅生活下去，也坚持着自己对文化的追求。

文化名人在桂林寓居处示意图

七星岩附近住了许多文人，如田汉、巴金、王鲁彦、杨东莼、胡风、胡愈之、司马文森、焦菊隐、余所亚、关山月、金素秋等。七星岩前的溪流本没有桥梁，从施家园通向七星岩的小路旁是一片菜地，后来新建了不少错落的房屋，因此，这条小路拓宽之后扩建了一条新木桥，桥北名为新桥北里，这条路的20号同样也是新建的双层木楼，原来是《诗创作》月刊的所在，先后住过司马文森、焦菊隐、余所亚、胡风等人。因为这里“是从观音山、建干路、七星岩进城必经之处，也是有警报时从城里疏散到七星岩必经之地。因此，常有人（各种人都有）来坐坐谈谈。”[9]桂林的人口流动频繁，人们来来往往，这个小木楼也成为文化人在漓江东岸的聚居处。司马文森当时在桂林从事共产党地下工作，主编了《文艺生活》杂志，他感受着桂林潮湿、沉闷的梅雨天，创作了长篇小说《雨季》。楼上前两间房是焦菊隐长期所租，其中一间作为藏书房，因为他当时担任广西国防艺术社副社长、广西大学的教授，所以长期也住在市中心的榕湖旅店。曾仲云就借住在焦菊隐的木楼小房中，在路边散步时常遇到住在施家园的王鲁彦，巴金因为埋头写作并不常见到。画家余所亚常为桂林的杂志绘画封面和插图、漫画，他还担任了“西南剧展”的美术指导。导演许幸之后来住进司马文森曾经的房间，他在木楼居住时常与友人的闲谈，其中就提到导演《风云儿女》时，编剧田汉被捕，所以无法署名，田汉被捕当晚，刚刚把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写在一张香烟包装纸上，也因此歌词免于遭难，也才可以交给聂耳谱曲，这才有了我们的国歌。

年6月，胡风一家回到桂林迁居住于此，继续在桂林主编《七月诗丛》《七月文丛》，楼下的房间里堆着很多新出版的书籍，“由于住在胡危舟家，耳朵里听到的多半是谈诗，来访的客人多是诗人，来信的也多半是写诗的，桂林是诗人荟集之地。”[10]胡风在抗战回忆录中也记录了他的桂林生活，聂绀弩、彭燕郊、骆宾基、李亚群、熊子民等来访的友人不少，因为房间很小只有两张竹椅子，来访客人太多就只能坐床上，于是友人常约他到七星岩下的茶座，既可以品茗也可以见到许多青年朋友，喝完茶再去胡家晚饭，喝上几杯桂林三花酒。胡风在桂林的日常生活也很充实，除了出版编辑，还认识探访了不少文化同仁：在田汉的带领下去熊佛西家里聊天，也常去邵荃麟家沟通地下党工作情况，跟巴金也有往来交流，一次躲警报的时候，一家三口还去城郊的观音山探访艾芜和穆木天。胡风在桂林与田汉的相处，比在重庆“更为友好”。每当戏剧上演或遇上开心事，田汉总在家附近的湖南餐厅陶园酒家请客，并邀请胡风等友人参加。胡风离开桂林前田汉还为其召开了小型座谈会，邻居阳太阳和余所亚也为他画了油画和铅笔肖像留念。文人雅集与文化创作在小木楼里里外外都延续着。

桂林城内靠近榕湖的榕荫路47号，是熊佛西、尹瘦石等文化人士的家庭住所，后又一同搬至崇善路23号。这里原是一处因日机轰炸而毁坏的园林民宅，主人搭建起简陋的房屋出租，熊佛西看到一株石榴开得灿烂，故将此园命名为“榴园”。榴园地处中心，榕湖周边又风景秀美，加之熊佛西、叶子夫妇热情好客，这里很快成为抗战时期文化人士的聚集地。田汉、柳亚子、欧阳予倩、周钢鸣、端木蕻良等人常常到访，共谈文艺工作、国内外局势、闲聊家常，有时桂林文化界的会议也在此举行，街里街外都十分热闹。柳亚子曾经记录下初见熊佛西于榕荫路客厅的满墙琳琅，配有题句的书画。其中让他记忆最深的是高处巨幅横笺，开头是田汉的诗：“意气犹如烟气浓，只怜无酒论英雄。春风欧亚吹腥血，谁向漓江起卧龙。”下面有一段跋，文曰：“在陶园听长江兄谈三国英雄，似有髀肉之感。佛西时亦郁郁不甚得志，胡风、空了适至，相对默然。幸叶子买得鲤鱼一尾，烹而大嚼之，后复各抽土烟，氤氲满室，一切遂模糊不知所云。题此绝以志一时之盛，田汉，三月二十四日。”[11]在田汉的诗后，胡风、范长江、安娥、萨空了又相继赋诗作对，意趣非凡。桂林的生活，因为新朋旧友的相逢，变得热闹而欢欣。

年，安娥、叶子、熊佛西、田汉在桂林

柳亚子与尹瘦石在桂林也成为亲密的忘年之交，年10月，柳亚子、佩宜、田汉、安娥、端木蕻良、李白凤、秦似，以及榴园的主人们熊佛西、叶子、王羽仪、尹瘦石欢聚榴园举行上元夜宴。尹瘦石用旧伞伞骨，制成一盏彩绘宫灯，让夜幕中的榴园变得古雅。[12]酒过三巡，文人开始联句赋诗，“红烛双烧夜，榴园耀佛光。（尹瘦石）酒如漓水满，春意蕨山阳。（田汉）……”与桂林有关的诗情画意常常如此萦绕在知识分子的私人空间之中，榴园的情谊成为文坛佳话。

年5月28日，文化界同仁齐聚嘉陵川菜馆为柳亚子祝寿，是当时桂林进步文化人士的热闹集会。尹瘦石现场挥墨，画下到访宾客肖像，并请当事人在画上签名，以此《百寿图卷》（后改名为《漓江祝嘏图》）作为贺礼。画面上以柳亚子为中心，周围有欧阳予倩、熊佛西、田汉、司马文森、孟超、周钢鸣、安娥、端木蕻良、芦荻、彭燕郊、宋云彬、谢冰莹、巨赞等人，以及尹瘦石自画像，几日后，柳亚子携尹瘦石至观音山探访因身体不适未能参加聚会的何香凝，又把她和孙子的肖像加入图中，才算圆满。画卷上人物共48人，形象神态生动，记录着桂林山水之滨的文人盛会，凝结着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深厚情谊，成为极有历史意义的文人交往生动写照。

《百寿图卷》

如果说上述的文人交往展现的是他们在桂林生活日常的乐观与积极，桂林版《大公报》于年9月25日、26日署名寒流（曾敏之）发表的报道则描绘出桂林日常生活的另一面——文人们在变幻莫测的自然与政治气候中，艰难困苦的生存境遇。在这两篇文章中，被疾病折磨得只剩一把瘦骨的王鲁彦处于“无法解脱饥饿的厄境，病得厉害，穷中无医药，生命只好让时间主宰”；住在郊外观音山的艾芜，“每天，他右手携着布袋，穿着破旧的蓝布长衫，佝偻着腰，进城向朋友借钱买米。书业不景气，版税拿不到，他屡次想改行，但又舍弃不了二十年来相伴的一枝笔，只好苦撑下去”；“田汉的笔尖挑不起一家八口的生活重担，近来连谈天的豪兴也失掉了。田汉和安娥在东灵街一间喧闹得令人头晕的小房子里从事写作，原稿躺在书架上很久不寄出去了”；“欧阳予倩的家庭差堪温饱”，他的戏剧作品因为审查制度严格难以出版；“巴金似乎很少烦恼的事情，但近来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发展却使他有点烦恼”；司马文森“生活虽不十分艰难，而当你在街上碰到他时，他那奔忙和不修边幅的样子，你是不能说他过的优裕的”；“在贫困中还给疟疾缠绕着”的聂绀弩“为生活陷入欲眠不得的窘境。然而，他有一种韧性，这韧性支持了他文学的事业”[13]……这些描述虽然在后来受到很多当事者的不满与否认[14]，报道虽然经过文学表达，但是也可以反映当时部分桂林文人生活情况贫苦而艰难。他们在战争大后方的寂寞心情也从作品之中流露出来。

三、桂林生活群像：

骆宾基的文学创作

骆宾基于年10月从皖南来到桂林。初来乍到，人地两生，幸而遇到老友聂绀弩，与罗迦结识后搬去与其同住在榕荫路6号。年“皖南事变”后被迫离开，至香港，年回到桂林，因为经济困窘，租不起房，时常流转借住友人家中，“曾与罗迦同住过三多路三益公寓、两江镇；有时到画家黄新波处搭铺；有时到艺术馆、新中国剧社朋友家寄宿；有时到白岩处借住。”[15]随着通货膨胀，物价趋高，不断更换住所的骆宾基靠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在桂林期间创作了不少小说，《寂寞》《生活的意义》《一九四四年的事件》《一个坦白人的自述》《一个唯美画家的日记》等作品都展现了其寂寞压抑的心绪、生活日常的艰苦与沉郁复杂的自我意识。

骆宾基

根据女作家张洁的回忆文章《帮我写出第一篇小说的人——记骆宾基叔叔》，骆宾基与张洁的父亲董秋水是朋友，在骆宾基从香港回桂林之后，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借住在他们家。“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北望园的春天》那本集子里的几篇小说，就是他穿着脏衬衣，在冒着团团烟雾的那间房子里写就的。要是我想念儿时在桂林的生活，我会从那本集子里找到昔日的房间、竹围墙、冬青树、草地、鸡群、领居家的保姆、太太，以及我父亲、我母亲和我自己的影子。”[16]《贺大杰的家宅》正是“以其家宅生活为蓝本的”[17]。

小说开篇细致地描写贺家地处桂林南火车站附近的贫民住宅区中。但与周围的杂乱、污浊、颓败景象不同，这处茅草为顶，泥壁为墙，竹篱笆围绕的家宅十分整洁、雅致、幽静，“现出一种修道院式的寂静气息来”，房屋的风格与主人贺大杰的情调一致。面对外人贺大杰是有趣而乐观的，但在妻儿面前却完全换了贪睡、爱叹气、喜怒无常的样貌，客人孙学孟寄居于此，也透着百无聊赖之感。大家心底似乎都生长着对生活深深的倦怠与寂寞，只有当东北老乡顾逸夫来家中做客时，“家宅的气息就完全不同了”，谈到家乡，大家都变得欣喜而年轻，共话军队回忆之后，顾逸夫讲起当年威风一时的黄营长如今的落魄，“屋子里顿然沉寂了。一种沉重的阴郁气息立刻渲染在每个人的脸上……顾逸夫站起来告辞了……今天所留给这家宅的是空虚，足足有二十分钟，这家宅一点声息也没有，只有贺大杰来往走动的脚步动静。”[18]

首先打破沉寂的是孙学孟突然说要离开，到江西机场去开始新生活。第二日，孙学孟带着新鲜的脸色焕发出的生命闪光，离开了贺家。看到友人怀着希望冲破生活的死水微澜，贺大杰感到震惊又焦躁，他无力改变眼前的生活，而这处家宅，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沉寂。生活日常与心境在此与家的空间相连接，半个月来院落中不再出现人影，门窗整日不开，仿佛空无人烟，“实际上呢？他们几乎连鞋子也不穿，天天倒在床上睡，连九岁的孩子怀北也挤在床上不下来，生怕睡的位子，给他的爸爸侵占了似的”[19]。骆宾基把这批滞留桂林的东北官兵，心怀家乡却又无力改变生活现状的苦闷、无聊、寂寞之感表现地尤为精到，也展现出抗战热潮下大后方生活独特的精神幽微。“生活在国统区的作家，普遍将笔锋转到暴露国统区内政治、社会黑暗和抒写民众中普遍的苦闷情绪方面。骆宾基这一时期所写的心态小说，正是在这种政治环境里的产物。他通过他所熟悉的国统区内普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种种苦闷情绪和寂寞忧郁心境的描绘，揭示出那一时代阴郁窒息的时代特征，并展示了一个与以往激越、高亢，进行曲般的文学基调所不同的精细、宁静，抒情诗般的新的艺术世界。”[20]

骆宾基的名作《北望园的春天》，以当时桂林的知识分子为原型[21]，故事背景也与桂林的地理空间勾连，同样展现了抗战后方一处院落中的生活日常。《北望园的春天》的故事场景设置在桂林市丽君路上的北望园。北望园是丽君路上一处讲究的西式洋房，街道上路人就能望见，常常称羡。而“我”在离开桂林前，短住的却是距离北望园红瓦建筑三尺宽走道的茅草房子。这个不引人注意的房子住着四户人家，分别是画家梅溪与太太林美娜、孩子熊星，政论家杨村农和教育家太太胡玲君，以及广告设计师叶蕻（经常不在家）和画家赵人杰。北望园的白天是寂寞的，只有林美娜和饲养的小鸡带来一些阳光般的生机，北望园的夜晚则是沉寂的，生活就在小小的茅草屋铺开。

这篇小说描述并探讨的就是战时人们的生活状态与生活意义（主要展现知识分子）。忧郁的赵人杰极为贫穷，只有谈论到艺术时才会生命复活，精神焕发。赵人杰那么谦和却又陷于孤独的黑洞之中，他心中想画一幅油画，对象是街角卖糖果的老妇人。妇人孤独地日复一日守着摊点，每日只会排列着糖果的色彩。她的眼神平静地仿佛全世界只有她自己一个人，没有对世事的忧苦。而同样寂寞的赵人杰三年来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观察着她的生活，感受着她眼神中蕴含着一个寂寥的世界，于是选取她作为艺术的对象，来阐释自己的艺术观点。

赵人杰认为艺术不在形式而最重要的是内容。老妇人的孤独通联着赵人杰的孤独与寂寞。如果生活场景是一幅油画，这幅油画的主人公正是他自己。而杨村农因为妻子刻板严厉，平时在家庭生活中压抑着自己的天性，谦卑而温和，只有离开家才能获得生气，所以他一有机会就会约“我”进城，试图逃离家庭空间。他的生命通过街道与城市连接着，道路就是他通往快乐通往本心的通道，他就像放飞了的风筝，回归到开放的公共空间中，才能让自己的个性变得丰满。林美娜是一个温柔而勤劳的家庭少妇，她以自己全部的柔情和关爱照顾着丈夫和孩子，日常琐碎充斥着她的生活。她待人的微笑里是满足，然而“我”却看到她对待深爱的丈夫的平淡口吻中，顺从得完全失去了她自己的特质。当日常松散下来，做完手头的家务之后，美娜的眼睛就寂寞了，其实拥有自己的小忧虑，那才是真正的生活，生活才不会空虚。

北望园的生活就这样在平缓的叙述中，飘散着淡淡的寂寞与忧愁，每个人都在寻找生活的意义，然而却常常忽略了自我意识，受困于预设的限定，为了别人而生活着。外出吃饭时，赵人杰小心翼翼地吃饭与人相处，紧张、不安、局促、困惑，所有的内外破绽在餐厅的灯光下被放大至每一个人的眼中，与杨村农酒饱饭足时的得意自如形成悲惨的强烈对比。这个可怜文艺者的优柔寡断、借钱时由于过度自尊带来的踟蹰、难以沟通的固执，常常让“我”哭笑不得又心怀同情。然而当他怀揣着回到北方的梦，回忆起北方的麦浪和年轻的生命时，两人之间的距离第一次消解了，兴奋又忘情地聊天。当自我意识不再受制于现实的经济窘迫与精神的预设束缚，人立刻变得鲜活而生动起来。“我”要离开北望园了，这些各不相同的人过着不同的人生，他们寂寞地生活着，心中带着光和善意，压抑在惨淡的现实之下。

骆宾基沉静平和地叙事着日常的点滴，笔触带着淡淡的哀愁，在阳光下、寂寞中感受着桂林潮湿春天的来临，所有的日常一地鸡毛，琐碎而细致，又温柔动人。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可爱、敏感与寂寞，复杂的人性让这个红瓦洋房边上的破败的茅草房也变得充盈，有时大风有时阳光。骆宾基讲述了特殊背景下桂林平凡人的生活日常，相处时所有的不愉快，离别之后，心里却只留下念想。曾经让他哭笑不得的平凡邻居们，丰满地栩栩如生于记忆中，战时桂林的地理空间，便有了生气与意义。

《北望园的春天》扉页

《北望园的春天》展现的正是在战争后方的普通知识分子，在压抑的政治环境，贫困的经济情况下，现实与理想发生分裂，日常生活与自我意识存在差异的情形。苦闷、寂寞、孤独、自卑、自尊又自负都是他们正在遭遇的生活困境，其中的人物分别做出了选择，杨美娜用心做好自己的职责，以善意面对每一个人，让有信仰的日常填满自己的生活，寂寞便无空理会了；杨村农压抑了本心与并不喜欢的生活状况相处，而赵人杰在极为困窘的孤独境遇中，心中怀揣着艺术的梦想，“若是我那腹稿没有画出来以前就死了，我的生活不是全部没有意义了吗？”[22]终于决定要改变糟糕的生存状态，打算回到北方家乡。

赵人杰身处桂林，怀念着北方故乡，而已经离开桂林的“我”却想象着北望园的夏天，怀念着桂林。这些善良的人们应当在日常生活强大起来，进而获得精神的振作，这是骆宾基的希冀，也是祝福。

抗战时期在桂林的骆宾基及其在桂期间撰写的作品《吴非有》《被损害的人》

桂林的家宅代表着私人空间，蕴含着生活日常与自我意识，打开门，便与公共空间相连。无论是学会与苦闷、寂寞共处，还是选择走出生活的迷茫，尊重生活、尊重本心，找到生活的出路，这也是战时知识分子所需要争取的生存权：时间加空间的自由。

注释：

[1]陈畸：《记桂林之行》，《旅行杂志》，年第12卷第5、6期。

[2]曾国民：《桂林旧时的民房》，《桂林老板路·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第47页。

[3]魏华龄：《抗战时期旅桂文化名人在桂住址调查》，《抗战文化研究》，年00期，第页。

[4]田汉：《秋声赋》，《田汉全集·第四卷》，山花文艺出版，年版，第-页。

[5]田汉：《秋声赋》，《田汉全集·第四卷》，山花文艺出版，年版，第页。

[6]沈翔云：《桂林山水》，《万象》，年第2年第8期。

[7]夏衍：《芳草天涯》，《夏衍全集·戏剧剧本（下）》，浙江文艺出版社，年版，第页。

[8]夏衍：《芳草天涯》，《夏衍全集·戏剧剧本（下）》，浙江文艺出版社，年版，第页。

[9]司马文森：《在桂林的日子——对二十年前一段生活的回忆和纪念》，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桂林文化城纪事》，漓江出版社，年版，第页。

[10]胡风：《惠阳——桂林——抗战回忆录之十四》，《新文学史料》，年第3期，第63页。

[11]柳亚子：《榕斋读诗记》，收于《桂林文化城纪事》，漓江出版社，年版，第页。

[12]尹汉胤：《榕湖畔的文人背影》，《抗战文化研究》，年第00期。

[13]寒流：《桂林作家群》，《桂林作家群（续昨）》，《大公报》年9月25日、26日。

[14]《作家生活自述特辑》，（桂林）《当代文艺》，年1卷4期。艾芜在文中说到“桂林某报上披露桂林作家群一文，作者某君，却在说我为生活叫苦，打算放下笔改行了，这是使我忿怒的。我断没有像人说过改行的话，而某君也没有来访过我。”司马文森写到“据说有人看见我不修边幅的经常在街上奔跑。‘不修边幅’似乎有点冤枉，‘常在街上奔跑’倒是事实。不奔跑又怎样，一个月五千元开销，似乎也不是成日关在房里所能解决的。”宋云彬说“早几时桂林某报曾连续刊登关于留在桂林的所谓‘文化人’的生活状况的报道，据说颇引起各方注意，别地报纸也有转载的。在这个报告里，我的姓名也被提到了，但所描写的我的生活状况，显然是不合实情的。”

[15]广西师范大学主编：《旅桂作家·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16]张洁：《帮我写出第一篇小说的人——记骆宾基叔叔》，收入骆宾基：《混沌初开——姜步畏家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年版，第页。

[17]李北京：《骆宾基桂林文化城时期小说创作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年。

赖丹：《艺窗琐记》，中国文史出版社，年版，第29页。据骆宾基回复赖丹的书信；“记‘骆叔叔’一文中所说之《北望园的春天》一集内，大概是指一九四六年初版及一九五七年作家出版社之版本，内中有《贺大杰的家宅》一篇，是以其家宅生活为蓝本，‘北望园’则非。”

[18]骆宾基：《贺大杰的家宅》，收于《大后方》，作家出版社，年版，第页。

[19]骆宾基：《贺大杰的家宅》，收于《大后方》，作家出版社，年版，第页。

[20]蔡定国等著：《桂林抗战文学史》，广西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

[21]李北京：《骆宾基桂林文化城时期小说创作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年。

赖丹：《艺窗琐记》，中国文史出版社，年版，第29页。据骆宾基回复赖丹的书信；“梅溪以黄新波为模特儿，赵人杰为许觉民同志之好友，美术教师，‘我’中为舒强的身份，自然又有作者的东西在内，究竟是小说，非报告文学可比！”

[22]骆宾基：《北望园的春天》，《骆宾基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第78页。

作者：相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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