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丨乔治忠中国史学史资料辨析
北京治愈白癜风的医院 https://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 《帝鉴图说》书影 史林偶拾 中国史学史资料辨析五则 乔治忠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杨翼骧先生编纂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三册,是杨先生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重大贡献。这在史学界久有定评,是为公论。按杨先生的规划,尚有第四册清代卷应当编纂,方能构成完整的系统。而随着本专业学术硏究的进展,特别是历史资料书籍的大量出版,已出版的3册也显现出应当有所修订的必要性。我们遵从杨先生遗嘱,增辑编纂了《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清代卷,同时对已经出版的前三册进行了修订、增补,重新出版,名之曰《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在增订进程中,收获诸多学术体会,这里谨择关乎重要文献史实考析者,列述五则,以求正于方家。 (一)卫武公事略与上古的确切纪年问题 西周季年至东周初期,是周王朝及所属各诸侯国综合实力与政治关系开始动荡、变化的时代。在这一阶段,卫武公是一位杰出的、重要的历史人物,对中国上古历史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史学界迄今对卫武公的历史地位重视不足,评价尚未充分。 西周成王时周公摄政,分封已故周武王同母弟康叔于商墟旧地建立卫国,这是西周时重要的同姓诸侯国。卫武公(约前年——前年)为康叔后裔,卫国第11代国君,姬姓、卫氏,名和,文韬武略,卓荦一世。高寿超过95岁,去世后谥为卫睿圣武公。古籍记有卫武公在位时“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的政治业绩,据又有“作《抑》诗以自儆”的文化素质。《国语·楚语上》有这样的记载:“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褻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卫武公在他主政时建成“史不失书,矇不失诵”的文化体制,对中国史学早期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更有值得注意的是:公元前年的“共和行政”,是中国上古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开始,而所谓“共和行政”,是西周厉王严禁批评时政而导致“国人暴动”,厉王奔逃,由共伯和摄行王政。那么,“共伯和”为何许人也?几位著名史学家已经做出考订,但可惜的是还没有被诸多治史者引为重视。 顾颉刚先生根据《竹书纪年》、《鲁连子》佚文、《吕氏春秋》以及《史记》的某些记述考订,指出“共伯”曾是卫国君主的封爵,而卫武公名“和”,《史记·卫世家》云卫国“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鲁连子》记述“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也”,联系起来都可显示“共和行政”者即为卫武公。共伯和就是卫武公的证据相当充分。徐中舒在《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以同样的史料得出与顾颉刚一致的见解。这样又导出另一个问题:就是西周政治上出现一个特殊的“共和行政”阶段也就罢了,何以中国有确切纪年也恰好始于共和时期?顾颉刚先生臆测说: 纪年何以始于“共和”,此亦当论。厉王出奔,京师必大乱,度若干典籍必随之而焚弃;共伯入居王位,乃稍辑集,而以前年数遂不可详。否则厉之奔彘有类于王子朝之奔楚,奉典籍以行,其后未经收归,遂散失于彘耳。 此说并不妥善,西周有宗周、成周两都,国人暴动发生于成周,若因乱而典籍焚弃,何宗周典籍亦失?若言厉王仓促奔逃仍携取典籍以行,必十分珍视,何得散失于彘?从西周现存诰、誓、典、谟文献以及金文来看,上古纪年方法很不完备,必须有连续纪事之文籍,年代才能确切。卫武公代周王执政,凭其政治眼光可以明瞭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则可能连续记录时政,以备将来查验,免遭谴责与祸患,从而促成连续记录史事的体制。卫武公后来在卫国“史不失书,矇不失诵”,岂非有此前因?若尔,则卫武公对于中国史学初始萌发机制的建立,其功甚巨。上古之具有确切纪年,似亦自共和行政施行连续记史制度而创始。但史料匮乏,此仅仅是较为合理的推测而已。 修订后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补入了卫武公的事略,也以“今案”的案语叙述了共伯和可能就是卫武公的判断。但如果断定共和行政是卫武公执政,则《史记·卫康叔世家》等篇叙述的卫国君主继位时间,就有严重的错误,对此,先秦史界一直未能将之理清,流行于今的历史年表仍然是传统的说法。为了避免给读者造成太多的疑惑,《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纪年,遂姑且采用通行的历史年表,这实际不能达于准确。大抵中国上古历史纪年,西周周王以及各个诸侯国君主的在位时间、年限,众说纷纭,都还存有疑义;东周时期各个周王的年限,大体准确,但诸侯国之世系、纪年,仍多有需要重新考订之处。这是研究者应当明瞭的。 (二)中华书局本《元史·郝经传》之误 郝经为元代史家,撰有《续后汉书》等著述。中华书局本《元史》卷一五七,《郝经传》记述说: 郝经,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泽州之陵川,家世业儒。祖天挺,元裕尝从之学。金末,父思温辟地河南之鲁山。……金亡,徙顺天。家贫,昼则负薪米为养,暮则读书。居五年,为守帅张柔、贾辅所知,延为上客。二家藏书皆万卷,经博览无不通。往来燕、赵间,元裕语之曰:“子貌类汝祖,才器非常,勉之!” 这段文字两次出现“元裕”人名,那么元裕到底是什么人呢?查《四库全书》本《元史》,记述是这样的: 郝经,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泽州之陵川,家世业儒。祖天挺,元好问尝从之学。金末,父思温辟地河南鲁山。……金亡,徙顺天。家贫,昼则负薪米为养,暮则读书。居五年,为守帅张柔、贾辅所知,延为上客。二家藏书皆万卷,经博览无不通。往来燕、赵间,元好问语之曰:“子貌类汝祖,才器非常,勉之!” 此处显著不同的文字,是“元好问”取代“元裕”的位置。元好问乃金、元之际的历史文化名人,中华书局本《元史》与《四库全书》本《元史》的孰是孰非,不可不辨。关键在于元好问是否曾经从学于郝经的祖父郝天挺,这是不难查证的。《金史》(中华书局本)卷一二七有《隐逸·郝天挺传》,明言“郝天挺字晋卿……太原元好问尝从学进士业”,此为一大力证。郝经在为元好问撰写墓志铭中说:“岁丁巳秋九月四日,遗山先生卒于获鹿寓舍。……先生与家君同受业于先大父,经复逮事先生者有年,义当叙而铭之”,也确切地指明元好问曾经为郝经祖父郝天挺的学生,后来元好问赞扬和鼓励郝经“子貌类汝祖,才器非常,勉之”,乃顺理成章之事,郝、元两家,乃为世交。因此,上引《四库全书》本《元史》的文字为优,中华书局本则是讹误的。 中华书局本上引文字之所以讹误,亦有踪迹可循。《金史》卷《文艺下·元德明传》记述原德明之子元好问:“子好问,最知名。好问字裕之,七岁能诗,年十有四从陵川郝晋卿学”,这里说元好问“字裕之”,言其年十四就从学于郝天挺。郝经在前引《遗山先生墓铭》中亦曰:“先生讳好问,字裕之。太原定襄人。系出拓拔魏,故姓元氏。”可见中华书局本《元史》将元好问误作“元裕”,是所据底本对于元好问乃以字称之,又脱去“之”字,校点者不察失考,遂酿成此误。金、元之际,另有名“元裕”其人者,系武官,与郝经家世无涉,不可淆乱。 (三)《帝鉴图说》日藏本所载《后序》 明隆庆六年(公元)明穆宗去世,明神宗继位,本年大学士张居正就进上《帝鉴图说》一书,皇帝回应称:“览卿等奏,具见忠爱恳至。朕方法古图治,深用嘉纳。图册留览,还宣付史馆,以昭我君臣交修之义。……自是,日置图册于座右,每讲辄命居正解说数事,以为常。”可见张居正主持编纂的《帝鉴图说》,在明神宗朝的早期,成了宫廷内讲读的历史教本。 然而,今存于日本国会图书馆的万历刻本《帝鉴图说》,尚有王希烈撰《帝鉴图说后序》附于书后,为国内传本所未见。其文略曰: 今元辅少师张公既辑《帝鉴图说》奏御,刻其副以传,间示烈使叙诸后。烈尝考载籍,究观古大臣之义,则叹公之所为虑至远也。……公以顾命元辅,受上眷倚,襄赞密勿,孳孳夙夜。居常持议,与宫保吕公言国家大体,必以辅养君德为急。其绘图陈说,皆意所指授,手所疏列,精思极虑,而后成之。时时被顾问质所疑,及圣哲之际,未尝不反复诵之也。至覆亡已事,未尝不愤惋为上深陈之也。斯已勤矣。……於戏!使当世士大夫知今日所亟在君德,不在政事,一切省谈说而除文苛,知公辅养之深意,益务励翼以佐下风,人人各举其职,则主必益圣,治必益隆,太平可期日而望,是亦公刻以传之意也。《图说》大指具公所进《疏》及大宗伯陆公《叙》中,故不著,著公之心如此。万历元年孟夏之吉,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詹事府事豫章王希烈撰。 这里透出的信息十分重要,不仅证实《帝鉴图说》在进书于皇帝的同时,就谋求在民间“刻其副以传”,万历元年四月已然刻行于世。查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之本,并无宫廷印鉴,且书册不大,其中间有讹字,必非内府之本,应为明万历时刻行于民间者。明代后期,普及性史书在民间大行其道,影响不可小觑,笔者于《明代史学发展的普及性潮流》一文曾详加考述。张居正显然深知史书普及的社会作用,故将《帝鉴图说》同时向民间普及,此亦史学发展的普及性潮流,影响已然广泛及于朝野各界。因此,《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元明卷,据日本藏本补充王希烈所撰《帝鉴图说后序》有关内容,以备读者研讨。 (四)乾隆朝“清六通”的成书时间 清乾隆朝纂修《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续通典》、《皇朝通典》、《续通志》、《皇朝通志》,合称“清六通”,不仅部帙宏大,史料丰硕,而且颇为讲究义例。其编纂历程颇久,早于乾隆十二年()就开始编纂《续文献通考》,乾隆二十六年()又决定分出本朝史事,另修《皇朝文献通考》一书。乾隆三十二年()决定同时扩充续修《通典》、《通志》,当然也另纂《皇朝通典》、《皇朝通志》,这样,就构成“续三通”与“清三通”的“六通”纂修任务,由专设“三通馆”承担。原拟记事下限至乾隆三十一年为止,但是后来纂修《四库全书》开始,遂将续修“六通”纳入其中,成为预计写入《四库全书》的著述,记事范围逐次下延,义例也不断修订,因而不能很快成书。 乾隆三十九年()《四库全书》开馆之后,纂修“六通”之事相形见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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