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考

读张先发先生的高考经历，感觉到自己的眼眶里有泪水闪动。那个考试前每天只吃两碗稀饭的男孩，那个考完后身无分文的男孩，那个央求别人捎一程，而后一路饥肠辘辘、光着脚走完二十公里砂石路的男孩，在眼前不停地晃动——他心中没有委屈，没有悲凉，一切似乎顺理成章。这是一个少年的苦难经历，也是一个时代的影像。生活坚硬，少年只能逆来顺受，好在历经磨难的他终于走出大山，看到了天光。我们有理由相信：以后的人生中，这样的经历会成为他不会被打垮的护身符。

当然，更多的少年、青年会在人生的第一次大考中失望而归。这也是无奈的现实。潘军先生的母亲是一位智者，她告诉自己儿子的那句话就是一句箴言：“明年再来！”“明年再来”，说的是永远不要怕输，永远不要放弃。这也是生命最宝贵的尊严。

高考，不过是一场考试，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人生还有许多考试，比如诚信与否、正直与否，比如是否会见利忘义，是否会丧失基本的人性，每一次，每一刻，人心都在经受检测。与高考不同的是，人性的缺失，人心的变异，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这么说来，人心、人性面临的考试才是人生中永远的大考。

张先发，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东至县，年9月考入安徽大学经济系，先后工作于安庆日报社、珠海报业集团。

　年7月22日上午考完最后一科，我们的高考结束了。同学们有的去县城亲戚家玩，有的马上坐学校的包车回家。而我一脸茫然，不知怎么回家。我身无分文，身上真的是一分钱都没了。原打算考完了，中午徒步往家走。从东至县城到大渡口五十多公里，花十小时，半夜能到家。但有的同学说，那一路都是山林，有野狼出没，会被吃掉，这让我十分担心。

　　学校在县林业局大院找了一间空仓库让没钱住宿的学生住。我到仓库收拾好我带来的书和被单，出林业局大院时，突然发现一辆运杉木的卡车正要出院门。木头都往山外运，这车应该往北走。我趴到车门旁央求司机让我坐便车。司机人挺好，他说他去东流，可带我到那里。东流到大渡口三十多公里，一下省了一大半路，这真是一件美好的事。

　　年，我在大渡口中学读高二。十月份恢复高考消息传出后，学校学习气氛马上紧张起来。我们共三个班，学校先摸底考试，按成绩把我们分成甲乙丙三个班。我分到甲班。按原来学制，我们该年底就高中毕业，后来改学制，让我们到年暑期毕业，高中将延长半年。因没毕业，年的高考我们无缘参加。寒假前，学校又开始按文理科分班，我们甲班同学几乎都去了理科重点班。我自认为数学成绩好，语文又不错，所以要求去文科班。教文科班数学的黄老师见到我，用东至山里话说：“你个伢啊，田忌赛马啊！”什么是“田忌赛马”，我真不懂。

　　春天来了。江南的春天麦苗青菜花黄，真美呀！在学校前面的田地里，处处能见到理科重点班同学刻苦学习的身影，而另一边的文科班同学普遍基础差，开始自我放弃，有的同学已经回家劳动，有的天天在学校里混日子。我还是天天早晨在家吃碗稀饭，走八里路来学校，中午不吃饭，晚上再回家喝碗稀饭。从初中开始一直如此，饥饿对我来说，不是痛苦而是习惯。班上学习气氛如此，老师们也没办法，我也开始放弃，到处找同学借小说看。在此之间我看了《三国演义》和《红日》，谁知高考时，历史科名词解释有“官渡之战”和“孟良崮战役”两题捡了10分，真是歪打正着。

　　高考是学校包车去县城的。家里真没钱，大哥找人借了几元钱让我去考试。一位长辈说：“朱老师都没考上，他去考，不是浪费钱嘛！”朱老师是村里小学的民办老师，年合肥一中高中毕业下放到我们村的，他参加了年的高考，名落孙山。几元钱交了车费和几天的伙食费，我身上一分钱都没了，我现在只能走回家了。更悲催的是，最后一天考试，早上不知哪位同学把我的那双旧布鞋穿走了，那天上午我赤脚参加完了最后一科考试。但赤脚走几十公里路也是一个考验。

　　老旧的卡车拉着木头喘着气北行，走到一个叫查桥的地方，车坏了。司机下车捣鼓了一两个小时又修好了，路况不好，上坡下坡，到东流时，太阳已经落山。我从车厢里跳下来，站在热浪扑面尘土飞扬的东流街头，看着暮色中的山林，走回大渡口已经不可能了。天无绝人之路，突然想起我们大队书记的女儿在东流化肥厂上班，这是我在东流唯一的熟人，只能去找她了。小姐姐人很热情，给我在食堂买了两个大馒头和一茶缸稀饭，晚上又在男工宿舍给我找了住的地方。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起来了，准备走回家。晨风清凉，小镇街道两旁的早点铺开门了，大饼油条散发出诱人的香气。没钱，这些食物与我无关。我沿着公路北行，砂石路面，硌着脚底生疼，我就踩着路边草地走。多年后，读到宋朝诗人王质《东流道中》：“冬青匝路野蜂乱，荞麦满园山鹊飞。”

　　我当时眼里见到的和年前王质看到的差不多。

　　长岭、金寺山、瓦垅桥、将军庙、楼阁，多有诗意的地名呀，当然肚子能吃饱就更美了。渴了，路边的小水塘可掬水而饮，饿了，我摘了人家菜园里拳头大的一只嫩南瓜吃了。肚子饿了，生南瓜也很美味。前几口甜甜的，当最后一口吃完，感到剧烈恶心，吐个昏天黑地。七月的阳光当顶，天气炎热，但少年时代一切都可忍耐。

　　走过楼阁下来那段长长的斜坡，到了平原地带。山地与平原交界处是条小河，我家就在此河的下游。在此拐而向东，沿着河堤再走五里就到家了。我走上河堤，回头西望，柳林后，残阳似血。我突然一阵眩晕，缓缓倒下，最后一刻，我似乎看到河中一只小船挂着白帆向我驶来。

潘军，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当代著名作家、剧作家、影视导演。主要文学作品有长篇小说《日晕》《风》《独白与手势》（《白》、《蓝》、《红》三部曲）《死刑报告》以及《潘军小说文本》（六卷）《潘军作品》（三卷）《潘军文集》《潘军小说典藏》（七卷）等。作品曾多次获奖，并译介多种文字。话剧作品有：《地下》《断桥》《合同婚姻》《霸王歌行》，先后赴日本、韩国、俄罗斯、西班牙、埃及、以色列等国演出，多次获得奖项。自编自导的长篇电视剧有《五号特工组》《海狼行动》《惊天阴谋》《粉墨》《虎口拔牙》等。闲时习画，著有随笔与画集《泊心堂记》等。

　　年10月全国恢复高考，其时我还在农村当知青。消息传开，我就向村民借了一架板车，堆上全部行李，准备回县城家中复习迎考。刚出村口，遇到了大队的民兵营长，很警惕地看着我。我简单作了说明，那人便很不屑地说：你等考上了再搬也不迟嘛！我盯着他眼睛，笑着说：只要凭考，老子就不怕。这话显然带着情绪。我自两年前下乡插队，因受父亲右派问题连累，当兵、招工以及推荐上大学，从来都是没有份的。那时我的最高理想，就是去我母亲工作的县剧团当一名画布景的美工。我绘画完全是自学，异常用功，在农村这两年除了干农活，业余时间都用在了绘画上，我差不多把周边的村民都画了一遍，还经常参加省里、地区举办的画展，并且开始在国家报刊上发表作品。因为这个缘故，那年的高考自然就是奔着美术学院而去。我报考的是浙江美术学院（现在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当时浙美在安徽仅招五人。初试通过，又到合肥参加复试，之后便是体检，一切看上去顺风顺水，我信心满满，结果却没有录取。那一年的高考需要进行政审，尤其是重点院校，而我父亲还戴着一顶右派帽子。有一天，我意外收到了省内的另一所高校艺术系的电报，要我前往面试。我觉得奇怪，因为我并没有报考这所学校。电报是发到我母亲剧团的，母亲把电报递给我，见我犹豫，便说：要去，就给你借钱凑盘缠；不去，你就明年再来。我说：明年再来。

　　明年很快就来了。所谓77级、78级两届，也就相距半年。年是各省自行出题，考试的时间都安排在12月下旬；年才实现全国统一命题，考试时间也改作了7月。而这一次，我突然改考了文科。报考美院失利之后我便很快意识到，除了政审原因，还在于艺术类院校，录取很难有一个客观的硬性的衡量尺度，这就为人际关系的作用提供了便利。我没条件玩这个，那就索性不玩。不过，虽说是高中毕业，但学制已由三年压缩到两年，且有些课，比如历史和地理，基本上就是个摆设，根本没有系统的教学。没有教材，我复习这两门课的资料，一是从县图书馆借来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另一个，就是《知识青年地图册》，这本册子上有一些普及的地理常识。条件有限，时间紧迫，容不得我多想。但我自信文科底子历来不差，复习阶段也就轻松散漫，临考前一晚，还去看了一场《永不消逝的电波》。

　　考试的地点是在怀宁县石牌镇，母校怀宁中学的教室。考试科目四门：语文、数学、政治、史地。第一天考语文，作文是缩写，将一篇通讯报道进行压缩——这种训练以前从未有过，觉得新鲜。我考得很轻松。回到家里，母亲问我感觉怎样？我说挺好。第二天考数学，这是我的短板。母亲又问我如何。我说每一道题都做了，但每一题都没有做完。说完，哈哈大笑。母亲还是那句话：今年不行，明年再来。她停顿了一下，又说：你要考到三十岁。这句随口的话，暗示着高考是我们一家全部的赌注，我没有理由辜负母亲。

　　发榜的日子到了，得到这个消息是在八月的一个晚上，县城停电。但考生们还是陆续涌到教育局。走廊里楼梯上人头攒动，手电乱晃。突然一个熟人见到我，说潘军你考上了！考得不错！边上的手电光亮全都对我照过来，我不禁心下大跳，暗自重复：只要凭靠……

　　其实考得一般，四门课总分是，单科成绩，只记得数学仅40分。好在那年文科录取分数线是，应该没有问题。回到家里，母亲还在剧团演戏，我和外婆妹妹们团在门前乘凉，等候母亲回来。不一会，我听见了母亲的脚步声，不等我开口，母亲便说：你这回差不多吧？她说一路上都听见人跟她说，你儿子考上了。那时能考上的是凤毛麟角，如同今天考不上的——这算进步吗？我怀疑。

　　母亲取出妹妹学珠算的小算盘，把我的四科成绩反复加了几遍，然后才自语道：多出四十几分，应该差不多吧？在我印象里，母亲的语气从来没有这样的迟疑。那个晚上，全家睡下后，我用小三角板在地图上按比例尺进行比照，看看哪座城市离家近一点，这样可以省下盘缠——那时我家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我母亲每月六十几元的工资，却要养活六口人。于是我选择了合肥，十个志愿只填报了一座安徽大学。

　　很多年后，我把这个场景写进了我的长篇小说三部曲《独白与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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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学梅，现居上海，文学爱好者。

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自始至终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牵着，从未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为了生存，为了“跳农门”，为了职业，总在和现实做着无奈的妥协，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高考的底色调。

那时候的我们，除了学习，身外的世界是狭小的，心里的世界是混沌的，兴趣、爱好，在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

我原本喜欢文科，可周遭同学、班主任、老师们反复劝导说，理科升学率高，我便随大流，选了理科。心里想着的是《平凡的世界》《德伯家的苔丝》，就着昏暗的灯光，笔下写着的是电磁波，是苯环碳链。备考的日子里，我向同学借来一个小录音机，《梁祝》的幻化，越剧《红楼梦》的悲喜，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曲的唯美，让单调的公式长出了翅膀，开始随着音律飞扬。我清楚地记得，在高考考场里，我耳边回旋的，是《红楼梦》的金玉良缘。

我的高考志愿，也像文字游戏一样。

填志愿时，拿着密密麻麻写着学校名字的书，我犹豫不决。

此前高二假期，青岛三叔回老家，问起我的学习情况。三叔问我：“高考想选什么专业？”我一直想着，

怎样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改变父辈的命运，改变家乡的面貌，于是信心满满地答道：“我想学农业。”三叔淡淡地说：“你父亲当了一辈子农民，你考大学还要学农业？”三叔大概被我的答案惊得哑口无言，我们的谈话也戛然而止。

现在，真的走在命运的十字路口时，我该如何选择呢？书上的汉字一个一个在我眼前飞舞，“师范”？不行，邻居哥哥曾反复提醒我，他自己就因考了师范，被分到乡村小学教书，仍未离开农村。“农业”？我不禁打了个寒颤，三叔的沉默成为我备考的底色调，我怕自己十年寒窗，若仍离不开土地，周边村民也会以异样的眼光看我吧。

当“工业”二字飞到我眼前时，我似乎找到了答案。对，要改变身份，就要改得彻底，农业的反义词正是工业，不能当农民，就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不知这是不是三叔那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但我想这是我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答案了。于是，我在所有带“工业”两个字的学校里，找到了和我分数匹配的学校，文字游戏就这样结束了。

选专业，像是猜谜。土木工程、精密仪器、电气控制……我一无所知，看到资源与环境科学系，这个名字听起来不错，我猜，该是个不错的专业，就它了。其他胡乱填了几个，便交了志愿，任自己被扔进了一个由命运操控着的骰盅。

录取，果然像是“掷骰子”，我被录入了一个未填过的专业。我的命运就在这一“猜”一“掷”中确定了。开学后才知道，资源与环境科学系竟是地质系的美丽外衣，若如我所填，我将会在脱离了农民的身份之后，成功地成为“矿业农民”。所幸，命运将我抛进了工业大潮中，成为一名光荣的工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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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露露，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我不太喜欢我的少女时代，它是灰色的、单调的，是焦虑的、疲惫的。

　　这种不喜欢在我初三的时候达到了峰值，因为学校突发奇想重组了个所谓的重点班，我被拎到这个班，被迫离开了所有的任课老师以及最好的朋友，更为严重的是，我本来挺好的成绩也显得差起来——对于我们大多数普通学生而言，学习成绩的好坏全靠相互比较，毕竟高考最终看的也不仅是分数多少，更是排名几何。

　　那一年真是糟糕极了，我不喜欢新班级的班主任，也不太适应英语老师的口语教学方式，语文老师总是说我的作文离题，化学老师一讲话我就犯困，新同学的名字我大都记不住……在那个十五六岁的年纪好像第一次隐隐约约感受到了人生无常——我明明什么都没做，但一切离我而去。

　　似乎连呼吸都是压力，这种压力包裹下的我变得越来越笨、越来越胖、越来越灰暗。整整一年，我最轻松的时刻大约就是课间上厕所的十分钟——我们的教室设在办公楼，我一个人从教室离开，经过若干个教师办公室下楼，然后穿过几个教研组，再沿着操场对角线走到另一角的公共厕所完成如厕，来回差不多要占据整个课间的十分钟。

　　这一年唯一的亮色大约就是这十分钟我脚踩的黄色太阳光。

　　转机在中考。在志愿填报上，我义无反顾地放弃了所谓的省级示范中学，就近填报了一所很一般甚至有点差的高中。我当然知道当时所谓“离家近”“不用住校”“消费又低”等都是借口，只不过害怕压力越来越大，只是想不用那么辛苦地当优等生——这种想法很没出息，但是真的很舒服。

　　就这样，我本应该更加疲乏的求学之路，硬生生地被我撕开一道口子，终于有那么一丝轻松感投射进来：我能够努力且放心地写着周记和作文，语文老师总会不厌其烦批长长的评语；空间几何依旧在我的想象之外，但能够允许我耐心地抠、慢慢地算；物理好难学，但考过及格线就能名列前茅；校园里树荫照水的小荷塘、雨季里能溢出来水来的井，还有那个被我们打到树上的羽毛球……

　　我多么贪图这种轻松啊，连文理分科都敢大笔一挥，填了理科——只因为我喜欢的语文老师要教理科班。

　　但老师们一一找我谈话，主旨都是让我认清自己、理性选择，于是，我改回了文科。

　　时间像课桌抽屉里每半日更新一次的试卷一样匆匆而去，如同复制粘般无从回忆，而对未来所有的畅想也只是想逃离现在。

　　那个阶段最轻松的时候，大约是放学回家的那半个小时路程，我走进环绕的群山，看着山变得越来越大，而我变得无限小，小到如尘埃、微光，小到所有的喜怒哀乐都不足一提，小到能感觉得到时间载着宏大的宇宙、漫长的历史正缓缓流过，也载着我离开现在。

　　终于，我迎来了高考，我不记得语文作文题目，不记得我最终考了多少分，连大学录取通知书也没有留存，高考志愿我亦填写得简单——只选中文专业，且非教师类。其实，从我并不高的考分以及这个专业就业形势客观理性的分析，就可以预估学校填报的难度以及堪忧的未来，老师和家人也都告诉我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我告诉他们我喜欢、想好了、确定了、不改了。

　　后来，我坐上了北上的火车，来到了可能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光里：老师在课堂上为我们朗读“我们记忆最精华的部分保存在我们的外在世界……那是过去岁月最后的保留地，是它的精粹，在我们的眼泪流干以后，又让我们重新潸然泪下。”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坐在身边，图书馆里总能找到未看且让人想看的书，食堂里有我最喜欢的风味茄子，自习室里还能碰到喜欢的男同学……

　　即便如此，很多年里我还是会从这样的梦里惊醒——每次都是在答题，有时候是在试卷上答题，交卷时间到了我还没做完，急得满头大汗；有时候是在黑板上答题，大家都写满了，我的粉笔却总是写一笔折一截，或者干脆写不出来字，只剩下划过黑板的刺耳的声音。

　　等到不再做这样的梦时，我终于可以回过头从容复盘，常常自问：我是不是走了弯路？

　　答案是肯定的。但如果不能心随所愿，那一切出逃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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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钟霞，铜陵学院文艺学院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将我原定的备考计划全部打乱，开学的时间被一再推迟，我被迫在家中进行网课学习，其后高考被再一次推迟。那时候的我总想着，高三的时光怎么这么漫长啊？怎么可以快点结束啊？什么时候可以不用学习啊？

　　四月份，长达三个月的寒假终于结束，我们回到了校园，紧跟着就是二模，成绩也是出乎意料的差。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随后又投入到紧张的复习中。

　　高三的日子单调，枯燥无味。生活就是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曾经长发飘飘的同桌把头发挽起来了，目的就是为了节省一点打理头发的时间。有一天，她满脸愁容地对我说：“我还有可能考上吗？你说我如果考不上，复读一年能不能上岸？”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某天五点多时，天才刚微微亮，我打开教室门，听到隐隐约约的啜泣声，昏暗的环境中，我看到她趴在桌上哭泣，肩膀不停地抖动。那一刻似乎所有的安慰都显得格外苍白无力。我也曾独自一人在无数个睡不着的夜晚，站在阳台，看着黑夜一点一点消退，看着太阳慢慢升起，我多想时间可以快点儿，再快点儿。

　　眼看着高考越来越近，梦想却依旧遥不可及。数学一直是我薄弱的科目，在临近高考前的最后一次模考里，数学成绩依旧没有多大起色。我看着试卷上少得可怜的分数，那一刻压抑到了极致。我回到家中，把自己关在房间痛哭，不愿再回到学校学习，想就此放弃，想逃离高考的折磨。妈妈对我说：“高考并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但是，你多学点，才会多点出路。如果你连高考这个小坎都迈不过，将来又如何去面对人生中的风风雨雨呢？”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挣扎和抉择之后，我决定回到学校继续学习。

　　后来高考，我答完了所有卷子，把能写的都写上了，我把我的梦想和期许也一并托付给了考试。年7月8日下午，最后一场英语考试，提前五分钟答完题的我将笔缓缓放下。七月份的天气，夏意正浓，晚霞的余晖洒进教室……原来高考真的结束了。我没有喜悦，没有激动，有的是释然。

　　之后便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在等待成绩的那两周里，时间似乎格外地慢，而我也一直密切 　　我曾经站在大大的落地窗前，遥想着美好而又通透的未来；我曾经站在学校的红榜前，告诉自己再努力点；我曾经在无数个黑夜里无声哭泣，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如今，曾经期盼的未来和远方都已抵达。所有的辛酸与泪水都留在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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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程程

审核：查予然

终审：盛媛

视频来源：“宜镜到底”短视频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