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上海出生长大的我，云南一直是神秘和美丽的代名词。看到

回云南老家过年

（一）

我老家在楚雄，一个位于昆明和大理中间的城市，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州府。从结婚那年算起，一家人已有25年没回老家过春节了。这倒不是忘了本，而是春节的来回交通太可怕。早年乘火车，不说座/卧票难搞、车上拥挤不堪，还要转汽车，这来回五、六千公里，需要近一个星期，基本上回家喝口水就该往回赶了。后来可以乘飞机了，但工作和孩子的学习也更加繁忙，而且一家三口如此花大价钱只呆几天，性价比也不高。因此，回家基本都是夏天。夏天的客流不集中，假期相对长，家乡的物产也较丰富。比如说野生菌（蘑菇），不仅农民会沿街摆满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新鲜菌子，自己也可以上山去采。事实上，采菌子正是孩提时消磨暑假的重要内容。当然，你首先得认识哪些能吃，哪些有毒或味道不佳——这对土生土长的我们并不是难事。但找到菌子并不容易，因为农民总比我们起得早，而且更有经验。所以，更真实的情况是我们一山山的玩，渴了山泉水，饿了野果充饥。找到好菌子，都会兴奋得大叫，把同伴吸引过来，共享喜悦。采菌子还是我们这个大家庭集体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然而，家乡的年更为特别。我们酝酿多年终于下了决心，早早购好机票，以示风雨无阻。可惜的是，这次回家，远在异国的儿子没法回来同行。

（二）记忆中的过年

背松毛下山的小姑娘的背篓

先说说记忆中过年的乐趣吧。铺松毛（松针）是家乡独特的习俗。三十晚上，将马尾松新鲜的松叶往地上厚厚一铺，就成了松香四溢的有机绿地毯。一家人喜气洋洋地围坐在上面吃年夜饭，完了再洒一层松叶，家人就可坐上聊天，孩子们也可在上面滚爬玩耍了。可以随手拿几根松针编成蜈蚣、螃蟹之类，或恶作剧地把一团扎巴巴的松针塞进别人的背，在大家的欢笑声中换来同样的报复。这样周而复始，最长要到正月十五过完，才帮着大人依依不舍地把松叶卷成麻花状堆起来，做灶里的引火材料。为此，寒假开始不久，我就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上山钳（采）松毛。楚雄山上多松树。春风把松林吹得呜呜作响，人在松树上随风摇荡，很是刺激。松针上有时会有一粒白色的颗粒，甜甜的。这叫松毛糖，是我们解馋的美味。我们边玩边采，肚子饿的时候每人背一背篓松叶下山。松叶很重，随着年龄增加，背篓也变大，因此总是走一阵就要坐下歇气。我采的通常远远不够用，于是临近过年时就需要哥哥也上山采。哥哥担子上的两个箩筐，可比我的背篓大许多。

年前母亲都会做一大陶盆的白酒（酒酿）。为了保证香甜，还要专门到一个山凹里取回那里的泉水来拌糯米。我在家排行最后，而且最小的二姐都比我大六岁。哥姐功课非常好，可不幸赶上上山下乡，而且楚雄政策极左，高三的大哥、初三的二哥以及初二的大姐被一股脑儿赶下农村，数年后才得以陆续回来工作。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并逃脱下乡的命运，二姐小学一毕业就进了工厂。因此，我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母亲去山里取水的陪伴，并逐渐成为“劳力”，因为这水是要靠肩头用担子挑回家的。母亲和着泉水把甜酒曲拌进蒸熟的糯米，中间掏个小坑，表面再洒一薄层酒曲，然后连盆捂进松毛堆里保温发酵。两三天后白酒就熟了，糯米变得白里带红，表层依稀有一些菌丝，此时会是年初一二。出去玩累了，回来连汁带米舀一碗，真是解乏又解馋。母亲还会用油炸出很多面点，印象最深的是类似五角星的点心，从大到小摞起来，中间插上“蕊”，谓之“莲花”，既做供品也是零食。

我家在老城区。用木材、土坯和瓦建成的两层楼连体民居显得低矮而且破旧，恐怕有百多年历史了。但全家人总会在节前集体行动，用旧报纸把所有房间的四壁和顶裱一遍，再贴上鲜艳的年画，这样看起来就焕然一新了。那时还用井水，而且一条街的人都在对面财神庙的井里取水用。那庙在文革中被砸掉了，我记事的时候已经变成工厂，只留下棵异常粗壮的大叶榕。我们没有小年夜的说法。年三十清晨，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抢水”，天不亮就得挑水把水缸灌满。这固然有图吉利的因素，但更现实的是防止去晚了井水见底。随后整个白天都是准备年夜饭的时间。这时井边是非常的热闹。我小的时候帮着姐姐和嫂子在井边洗菜，大些就帮着从井里提水。楚雄地下水很丰富，水桶的绳子只需数米。要是在夏天，有时弯腰就能打到水。把桶放到水面之上，提着绳子左右一摇，桶就“咣”的一声翻入水中，剩下的就是力气活了。下午四、五点钟，贴过春联，放完鞭炮，谓之“封门”，一年之中最丰盛的年夜饭就开场了。楚雄人崇尚吃米，米之外的任何谷物都叫“杂粮”。因此，年夜饭自然就是菜和米饭，绝不吃饺子。

（三）昆明到楚雄

从雾霾笼罩的上海飞抵昆明，呼吸好像一下子顺畅很多。大哥和侄女婿已经在出口等候，带我们连夜驱车回家。车子很快穿过碧鸡关隧道出了昆明城。从昆明到楚雄不到两百公里的路，沿G56杭瑞高速，2小时就能到。但是，早年乘车要4-5小时甚至更长，而且盘山公路常常坐几公里就会晕车，所以这样的距离以前对楚雄人来说已经相当遥远：我好像是在上中学以后才第一次到昆明这个传说中的省城开眼见。当时并不知道，准备步哥姐后尘下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我和同届同学竟然碰到恢复高考，而几年以后，十七岁的我会独自前往数千公里外的地方上大学，开始走南闯北的生活。

正当我们一路沉浸在亲人重聚的快乐中时，一股难闻的气味侵入车内，而路两旁，数根大烟囱在夜空中冒着滚滚浓烟。这是位于安宁的昆明钢铁厂。据说，这种夜间偷偷排放的行为路人皆知，周围居民苦不堪言，但环保部门来查都是达标的，因为白天会使用除尘设备。我庆幸，这样的企业没有建在楚雄。确实，几十年来的快速发展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财富，但挥之不去的是环境恶化的问题。目前很难说这会让我们和后代付出多大的代价。我家在楚雄曾经的城墙边，后门出去就是城壕沟。儿时那是一条2-3米宽的土沟，坎上长满杂草，对面就是稻田。春秋冬三季沟水清澈，夏天则水深且浑浊。城壕沟曾是我和同街小伴戏水、玩泥和捞鱼摸虾的地方。我还在里面放过家里养的一群鸭子。后来稻田变成了房屋，沟水渐渐发黑发臭，大约在我上大学前后沟便被石板盖住了，“城壕沟”这一名字也随即消失。我曾给学生讲过这个故事，我说这条沟至少已经存在并清澈了数百年，但在我成长的短短十几年中变臭消失了，这种环境变化难道还不触目惊心吗？

（四）楚雄的菜蔬和美味小吃

如今的楚雄，已经从一个叫做“红旗镇”或“鹿城镇”的小城镇发展成需要乘公交车出行的市级城市。可我所熟悉的，还是老城区。十几年前政府要拆迁老城的一些街区，让私人老板盖商品房。当时雷厉风行，居民都陆续搬出，但后来却搁置至今。因此，这里既不能修缮，又不能翻新。当全国很多地方都在发掘老城、老街的人文、历史和旅游资源时，这个先秦时期隶属滇国，明朝洪武年间重建的古城却在逐渐腐烂。

第二天一早，我们照例回老宅。外面那曾经滋养了一街人的井早已不见踪影，只有大叶榕仍旧枝繁叶茂，并更加粗壮。不用说，早已无人居住的老宅更加破败了。好在堂屋里挂着的老照片，包括我们一家三口，还释放出往日的温馨。而且，家人还常来给花草浇水，于是前院在我离家前就有的九里香、燕子掌等植物依旧生机勃勃，一棵白兰花还长成粗壮的大树，而后院比我年纪还大的紫葡萄也健在，二姐说去年还做了葡萄酒。院子里的压井大概是我上初中时家里请人打的，因水质不好只做浇花和洗涤之用。这种利用活塞人力抽水的简单装置曾给我、给侄儿女和外甥女带来过很多乐趣，让生长在大城市的年幼时的儿子着过迷，现在也毫不例外地继续成为上小学的两个孙子辈孩子的玩物。一时间，这不大的空间里充溢着大人和孩子的欢笑声，时间仿佛又回到遥远过去。

我们这片城区所幸还未完全荒废。街道两边还满是各种杂货铺、小吃店和地摊。尽管杂乱，却依旧吸引着居民和也许跟我们一样怀旧的人们。成捆的烤烟、黄色的烟丝，以及大小不一的水烟筒看来还有买家。粗大的葛根富含淀粉，切成薄片即可做零食，如果沾上点石灰水或碱水就会是甜甜的，口感非常奇妙。各种石斛，既可食用、药用又可观赏。腌梨，或称水泡梨，在以前是山区彝族把梨保存到来年的唯一办法。在干燥的季节里，咬一口酸甜可口的腌梨，立马止渴。各种蔬菜水灵光鲜，一派阳光充足的健康色。白色的侧耳根（鱼腥草）是楚雄人（当然包括我）爱吃的药用蔬菜。而用青菜、萝卜、洋甘露（洋姜）、宝塔菜、大头菜、藠头、辣椒，甚至韭菜根腌制的各式咸菜一律透着辣椒的红色，更让我垂涎。楚雄的咸菜其实并不咸，空口就可以吃，而且味道极好。这要得益于本地温和的气候，食品不容易变质。要知道，腌菜曾满足了我们这些生长在贫穷时期的孩子味觉上的需求：吃饭有它，立即胃口大开；课间或在街上会用零钱买几片腌萝卜，浇上油辣椒吃；在家里实在馋了，舀一碗泡菜吃，或夹一块辣腐乳放在手心里，用火柴棍蘸着吃，越吃越香。我们还看到炭火上现烤的小块豆腐，铺在一层绿松毛上待买，还有用揉成棒状的糯米面在油里把外层炸酥后裹上黄豆面的糖饺子……但这些都还不是我们今天的目标。

这些是在楚雄人们日常食用的药用蔬菜，你认识几个？

石斛，鱼腥草（又叫侧耳根），回心草和火麻子。

独特的吃法：腌梨（甘草水泡的），烤豆腐（下面铺着层松树针，烤出来清香），还有各式透着辣椒红的咸菜，最右下角那个是蚂蚱做的酱菜！

味美的烤粑粑，稀豆粉和油炸糖饺（糯米炸后外面裹上黄豆面）

像往次回家一样，我们的第一顿早饭（云南人称“早点”）总是老城的稀豆粉粑粑。稀豆粉是每天用豌豆湿磨后现煮成的糊糊，粑粑则是用米饭捣成的薄饼。这看似简单的食物却是美味。往粘稠的稀豆粉里随心所欲放入芫荽（香菜）、蒜水、酱油、花椒油和辣椒油等调料后搅匀，入口那鲜香那润那别致绝非语言所能形容。店家把粑粑放在炉条上用炭火烤到表面微焦，而旁边的搪瓷杯里盛着7-8种不同味道的酱料任人抹。我们通常选辣豆腐乳、麻辣酱、酱油辣椒等，每个粑粑抹一种酱。抹好对迭一下就可进口，米粑粑的柔和、焦香和酱料的刺激瞬间让人心满意足。当然，也可撕成小片泡入稀豆粉中，使其带上后者独特的风味和口感。这样简单的美味一直就是楚雄人日常的早点。记得小时候4分钱一碗稀豆粉，3分钱一个烤粑粑，外收1两粮票。现在价钱高了，粑粑薄了，好在佐料的种类明显曾多，味道也就更加丰富。店铺里还是一如既往的拥挤，即使时间已经接近中午。我们又吃又拍照，忙得不亦乐乎。上传到网上的图片又引馋一帮朋友。其实太太一直在上海试图克隆稀豆粉粑粑。豌豆面和真空封装的粑粑都可以从网上买到，还有云南牟定的辣腐乳。但即使是非常能干的太太也无法复制出原样的美味，因为楚雄的粑粑是当天现做的，比网上买来的柔软很多，而且我们没法把稀豆粉做得很稠，因为稍不小心就会煮糊掉，粉调制的和湿磨制的味道也没法比。其它小吃，像米线、饵块、饵丝、卷粉之类，都是我们需要陆续恶补的。

（五）西山、彝村农家乐和大理巍山古城

我们家的年夜饭是所有人聚在家里吃的，父母过世多年后还是这样。其实人们现在对大餐早已不像以前那样期待了，团聚更多的是享受天伦之乐。可惜的是，现在的新居已不适合铺松毛了。考虑到哥嫂上了年纪，操持二十来人的饭菜不容易，在我们的强烈建议下，这次在外面吃。省下的时间，白天全家人到父母坟上简单祭拜，晚上看春晚、拉家常，太太还给第二、第三代的“孩儿们”展示她做布丁、奶茶的好手艺。我们家有个习惯，就是聊天能聊到很晚。家常话的内容随意性很强，说话也没有太多辈分之分，有小孩的时候还跟孩子的玩闹混在一起。这是互动交流和增进亲情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我们家各代成员能融洽相处的重要原因。

初一的主要活动仍是登高。这大概是如今保留的为数不多的传统了。小时候，这一天人人都换上新衣服，以家为单位涌向老城区侧面的西山。青少年顽皮，会边走边扔出点燃的鞭炮。那时春节放鞭炮是一大乐趣。一串鞭炮通常是响，但我们都把鞭炮拆散，一个个放，连哑炮都不浪费：如果自己不赶快捡，别人就捡去甚至抢走，因此会有人被炸疼手甚至炸伤。好在如今已没人这样扔鞭炮。西山顶上曾有个“高顶寺”，是登高的终点。我依稀记得里面的面目可怖的塑像。文革期间，楚雄所有的寺庙都被毁坏，但高顶寺的位置仍还是必到之处，只是这次发现改成抗战纪念广场了。如今大多数人都住在新城区，可通往西山狭窄的路上依旧熙熙攘攘。家人不时和熟人打招呼，热情地互致问候。来自异乡的太太和少小离家的我，则在一旁感受这闲散时光中朴素的人情。这西山，从小我都不知上过几百回，但从不厌倦，每次回来也都必登。爬山是件其乐无穷的事，尤其对孩子，既锻炼身体、毅力又长知识和能力。在树丛中或岩石间穿行，常需手脚并用，一不小心就会绊到石头、在斜坡或落叶上打滑甚至摔跤，或迎头蒙上一张花蜘蛛的网。有时山穷水复，有时柳暗花明，更不要说沿途看到的泉溪湖坝、花草藤树和虫鱼鸟兽了。我最惊险刺激的一次是采菌子时听到灌木丛里悉嗦作响，以为是野鸡什么的，跑过去里面却猛然探出一条又粗又长的“青竹飚”（竹叶青蛇）对我吐信，那毛骨悚然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游完西山还不过瘾，第二天又倾巢出动，驱车去远处彝村的农家乐，并继续爬山，连孙子辈的两个孩子也不例外。我很欣慰家乡淳朴的民风尚存。山里的牧羊人热心满足了孩儿们轮番抱抱小羊羔的愿望，直到在众人围观中惊恐万状的小山羊在羊妈妈不停的召唤下挣脱而去，才赶着羊群离开。农家乐的主人主动给我们展示彝族的经典乐器月琴和三弦，晚饭时还乐呵呵地提着酒壶来唱祝酒歌，并应我们要求唱了一首又一首。晚上返城时，我们又在漆黑的山路边停下看星星。尽管初春没有夏夜亮得像云朵似的银河以及两边的牛郎织女，但星空依然迷人，像镶满珠宝的穹顶罩在四围黑黝黝的山上。其中，以天顶上的木星和猎户座诸星最为显眼。而在水平方向的树尖之上，北斗七星仅露出组成勺和部分柄的五颗，离它们不远处的北斗星不太明亮，但清晰可见。看大家的兴奋劲就知道都喜爱星空，连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家伙竟也能背出一些星座的名称。高原人着迷星空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它是一种神秘、壮观而且无法忽视的存在。相比之下，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趋于忽略星空，很多人可能从未体验甚至想象过置身璀璨星空下会有怎样的愉悦和遐思。

初三、四我们跟儿时的好友举家去大理的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做文化宣传的发小对这里的历史文化如数家珍，对我们来说是极好的“导游”。这里在大理国之前是彝族的发源地。确实，巍宝山上的庙里供奉的都是古代彝王。每年旧历二月，全国各地的彝族会到这里寻根祭祖。巍山古城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之一，呈井字结构，有25条街道和18条巷，全长约14公里。城里依旧住着居民，路边小吃、特产应有尽有。只可惜今年1月3日凌晨，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三年的北门城楼“拱辰楼”被人为大火烧毁，如今只见城门墙和脚手架。与老友们漫步城中，回忆些少年轶事，时光有倒流之势，脚步也不禁减慢许多。夜里，长庚星伴着一轮新月挂在纯净如洗的天空。昏暗的路灯下，古城里减了不少车的嘈杂，但依然人来人往。

春节盛开的白玉兰使巍宝山的古寺显得更加清幽。

位于巍宝山文昌宫内文龙亭桥墩上的一幅清代壁画松下踏歌图，记录了彝族先民“打歌”的场面。打歌是彝族一种围成圈跳的集体舞，由芦笙、二胡或笛子伴奏，舞者也不时以歌声配合。壁画脱落和褪色严重，如果不尽快保存，恐怕有一天也会像巍山的古城楼一样突然消失。

（六）春天的花

春节期间当全国大部还处在寒冷之中时，楚雄及其周边地区已经是鲜花烂漫。农田里有大片的油菜花。树上细碎的绿叶间一团团绒球状黄花是金合欢，而光杆上晶莹剔透的是白玉兰，至于樱桃，都已经结果了。荒野中柔美的火草花不时突兀地从地上枯黄的松针中冒出来，给人带来惊喜。火草曾是一种重要的野生植物。夏秋季节叶片背面的一层毛绒易燃，在彝族人使用打火石的年代（在我小时候还是这样的）是取火的必须材料，而且大量采集后还可以做成衣服（发友曾送我一件短褂）。带刺的棠梨树已经现出粉红色的花苞，少数已绽放出簇簇白色的五瓣花朵。棠梨的花苞经水煮和漂洗后可作为蔬菜食用。夏天，成熟的黑色棠梨是上山玩耍时充饥、解馋的野果。相比棠梨，黄刺莓的白花更小更不显眼，但其成串的浆果却是真正的美味，而且成熟季节较早。当然，要小心遍布枝条的尖刺，否则代价不小。

荒野中柔美的火草花

野杜鹃

棠梨花

黄刺莓花

野毛豆花（它结的籽含在口中，用竹管吹出，是儿时不同街道之间“战争”用的“子弹”）

云南是茶花的故乡，而春节也是茶花盛开的季节。西山公园里碗大的各种复瓣茶花吸引了不少眼球和镜头，农家乐旁的彝山上鲜艳的单瓣野生红山茶则在山凹中的树丛里默默开放。在巍宝山的寺庙中，我们有幸看到世界上人工栽培茶花中的王者，有近40公分粗，18.4米高，树龄逾年，花期2个月，上了吉尼斯纪录。其高大的树冠上缀满硕大的粉红色花朵，与古朴的寺庙构成一种特别的景致。

楚雄的野杜鹃种类繁多，有乔木也有灌木，花大小不一，颜色和形态各异，开放时间也不尽相同，本地人叫“马缨花”。我本来希望能看到红色的大花杜鹃--彝族的圣花，但我们在山里并没有时间走得太远，而这种能长成大树的美丽的马缨花要偏僻的高山上才有。我们在树丛中找到一种开带紫红色白花的大花杜鹃和一种灌木型的野杜鹃。后者鲜红的花瓣并不打开，黄色的雌蕊和白柱黑顶的雄蕊直接冒出来。更多种类的马缨花还在打苞。马缨花有小毒，据说在香格里拉的碧塔海有杜鹃醉鱼的奇观，但楚雄人却有食用马缨花的习惯。再过一两个月，农民就会卖一种煮好漂在水里的白色马缨花，叫“大白花”：我可有几十年没吃过这个特产了。

在贫瘠的山岗或山坡上，一丛丛带尖刺的豆科小叶灌木开着成串的白色小花。这是另一种食用野花，叫“白花”，也叫“刺白花”或“苦刺花”。这也是白杜鹃叫“大白花”的原因。采（我们叫“勒”）来的新鲜白花经过煮、漂之后，原来的苦味淡了很多，跟绿色的蚕豆瓣和少许腊肉一块炖出来，色香和风味俱全，而且据大人说是凉性的，吃了有好处。小时候每年都会跟母亲上山勒，有时甚至全家出动。勒白花是件辛苦的工作，手不知会被扎疼扎破多少回，哪怕有时戴着手套。在家境贫寒的时候，勒到的白花一部分自用，一部分出售。除食用新鲜的外，还可以晒干保存。母亲是家庭妇女，由于我三个哥姐被赶下农村，光靠当工人的父亲的微薄收入难以为继，因此总是想方设法支撑家庭。母亲那时虽会为哥姐的境地伤心流泪，但多数时间却乐观坚强。因此，跟她在野外劳作其实是件很开心的事，要是全家人都在就更热闹。她给我讲从古到今的各种故事。我印象深的是年吃大锅饭以后饥饿与生存的故事。她讲到哥姐如何浮肿、如何捡食堂工人掉到地上的豆腐渣，到山上挑柴时饿得在哪里脚一软滚下山坡，她如何向农民要来花菜叶子等煮给哥姐吃，居委会干部如何看到居民烟囱冒烟就来检查，以及谁家孩子饿极吃了这种长相诱人的水马桑（指给我看）中毒身亡等。我比较幸运，生在春节，而且据她说我刚满月大锅饭就取消了…….从母亲墓地回来的下山途中我和太太看到白花后勒了一些，大哥却一直专心致志地采，并且在我们离开前的最后一顿饭上，做出一道我们久违了的新鲜炖白花。

（七）

短暂又漫长的春节假期结束了。说短暂，是因为前后不到一周，而且结束得太突然：初四晚上从大理回来跟家人讨论最后一天的日程时，突然发现我们的航班竟然是第二天下午而非第三天。于是，兴致勃勃的安排转眼成了遗憾，只能等下次来年。说漫长，则是因为回乡的每一天都触发很多记忆，仿佛把旧日时光重新过了一遍。

春节回家，重温了亲情、友情，享受家乡的美食、秀色，更新了对这一特殊季节的数十年前的记忆。其实，家乡的魅力不止于此。千百年来，那里的山水养活一代代人。人们过着简单的生活，享受简单的乐趣和人生。这种质朴与单纯，以及对大自然的亲近和热爱，深深影响了从这里走出的游子，又感染他们的伴侣、后代甚至同事、友人。这些，应该都是吸引我们一次次从生活舒适的大城市回到偏远故乡的原因。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根”吧。

大理巍宝山寺庙中的山茶花（全世界人工栽培茶花中的王者，高18.4米，近40公分粗，树龄逾年，花期约60天，上了吉尼斯世界纪录）